齐白石的润格和卖画生涯

「草间一粥尚经营,刻画论钱为惜生。安得化身千万亿,家家堂上挂丹青。」──〈客有写画求减值者,作此书于寄萍堂上〉齐白石是以卖画为生的艺术家,特别定居在北京后,家乡的田产留给了老妻春君和她生的孩子,他在北京的生活──他和副室宝珠及宝珠生的孩子,只能靠卖画卖印维持。白石不经商,也不倒卖字画,初到北京的十年也不兼职教书,一切开支只能求助于卖印卖画。1962年前,他的父母在世,经济上仍要奉养老亲,在齐白石眼里,北京和湘潭两房妻子儿女是一个家,他必须兼顾两地,供应两地孩子的衣食、读书、任务、治病和行旅之用,负担是很重的。

从做木匠的时候起,齐白石就靠手艺吃饭,所以他卖画卖印从不耻于要钱。迄今所知,白石最早的润格是1902年樊樊山给他定的篆刻润例:「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这张润格在远游十年中一直使用。再往后是吴昌硕为他定的润格:四尺12元,五尺18元,六尺24元,八尺30元,册页摺扇每件6元。

定居北京后,齐白石多自定润格,在他客厅里,长期挂着1920年写的一张告白:「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同年还有一张告白:「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庚申正月除十日。」齐白石卖画卖印,从不讲情面,除极个别亲友外,不论是谁,都要照价付酬,不能赊,不能减。他托人办事,或受人以惠,大多以送画为报,他把这视为人情与物值的交换,如果他感觉不合算,下次就不进行这类交换了。如1935年夏,周维善通过王森然赠白石画像,白石以一画相报;后王森然又领郑景康为白石拍照,并将所拍12张照片相赠,白石又报以画,但不久,白石在客厅挂了一张告白,说双方不合算,以后再有人照像画像一概不应酬。

齐白石有时请别人(如樊樊山、林纾等)写序文、题辞或纪念文章,也都依照对方的润例付酬,所谓「好朋友,明算帐」,一点也不含糊。

齐白石刻印、卖画的润格并不很高,尤其是20年代初,比一般北京画家(如陈半丁等)还要低一些,二尺的扇面,只收二元,生活很是窘迫。自1922年他的画在日本卖大价(花卉一幅100元,山水一幅250元)以后,情况逐渐优化。1926年买跨车胡同的套院,是这种好转的标志。他刻了一方茶碗大的印〈故乡无此好天恩〉,意思说北京比家乡更好的卖画环境。到1931年他自写了〈齐白石卖画及篆刻规例〉,明示:「画刻日不暇给,病倦交加,故将润格增加。」增加后的润格是:「花卉:条幅二尺10元,三尺15元,四尺20元(以上一尺宽),五尺30元,六尺45元,八尺72元(以上整纸对开)。中堂幅加倍,横幅不画。册页:八寸内每页六元,一尺内八元。扇面:宽二尺者10元,一尺五寸内八元……凡画不题跋,题上款加10元。刻印:每字四元,名印与号印一白一朱,余印不刻。朱文字以三分、四分大为度,字小不刻……石侧刻题跋及年月,每十字加四元,刻上款加10元。」

1931年,齐白石的艺术已经进入盛期,作品水准有了质的飞跃,提高润格理所当然,但提高了画价,并不比相应的北京画家高。同是1931年的润格,萧谦中屏堂每方尺12元(比白石高一倍),扇面每件14元(高出齐白石约4元)。周养庵三尺以内条幅16元,四尺以内20元(略高出白石),扇面、册页每件6元(与白石相同或略低)。秦仲文堂幅八尺56元(低白石16元),六尺40元(低白石5元),四尺16元(低白石4元)。萧、周年龄比白石小,在当时名声略相近,秦是小辈。而白石只比秦高,而低于萧、周。当时齐白石的画几乎紧张,他把收入看得很重,对钱画交换的规矩把得很严,但在画价上却持低姿态,不知是什原因,但至少可以知道,他绝非唯利是图的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决不为钱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初到北京、还租住在法源寺时候,就写过这样一个告白:「余年来神倦,目力尤衰。作画刻印,只可任意为之,不敢应人示……。作画不为者:像不画,工细不画,着色不画,非其人不画,促迫不画。刻印不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偶然戏索者不刻。贪画者不归纸,贪印者不归石,明语奉告。濒生启。」

这段告白显示了齐白石孤傲不同流俗的一面,像「作画刻印只可任意为之」,「非其人不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等等,很有点像郑板桥一类很有个性,画要卖钱,但不丧失基本的自由,不能被人驱使;顾主选择他,他也要选择顾主。在前述1931年〈齐白石卖画及篆刻规例〉中,也有类似声明,如「用绵料之料半生宣纸,他纸板厚不画」,「指名图绘,久已拒绝」,「一石刻一字者不刻,金属玉属牙属不刻」等。诚然,为了挣钱,他有时也不得不迁就顾主,但正是靠了对艺术自由、个人志趣和独立人格的追求,才成就了他的杰出艺术。

〈卖画及篆刻规例〉声明说:「白求及短减润金,赊欠、退换、交换、诸君从此谅之,不必见面,恐触恶急。余不求人介绍,有必欲介绍者,勿望酬谢……无论何人,润金先收」。把这样严苛的字句写入润格,在历来润格文字中是少见的。拒绝「人介绍」是为了拒绝酬谢,而介绍者必为熟人,这样的不讲情面,在画界也不多见。这同时也表明,至迟在30年代初齐白石已不愁卖不了画,而愁求画者太多,他要加以控制了。好友王森然为人祝寿而求画,先付20元,按照「每二尺10元,加题上款10元」的规例,老人只画了一张二尺多的,并不因王森然是朋友而增加尺寸。王森然感叹说:「论交若余者,其规例尚不能破,其严格可知。然海内慕先生书画篆刻,辇金以求踵相接,目不暇给。」

卖画不论交情,卖画也能交朋友。齐白石因卖画卖印而交的朋友也不少,有时还引出一些令人感叹的故事来。初到北京时,因卖画而交的一个著名朋友是胡鄂公。胡鄂公(1874-1951年),湖北江陵人,号南湖,早年肄业于直隶高等农学堂,辛亥革命期间,曾先后任湖北军政府要职及鄂军水陆总指挥。后辞职北上,在天津组织北方革命学会,1913年任国会议员,又先后出任广东潮循道尹、湖北省政务厅长、北洋政府教育次长,20年代,创办过《今日》杂志,发起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胡氏喜收藏,常光顾古玩店,因卖画识齐白石并成为好友,白石〈己未杂记〉记:「当年7月1日为胡南湖画〈南湖庄屋图〉,7月15日为画〈不倒翁〉扇面。闰7月18日,画篱豆赠胡南湖,引出胡南湖〈报公以婢〉的故事,极大地改变了齐白石在北京的生活。8月17日,胡南湖在琉璃厂清秘阁以10元卖白石所画六小屏,并大为称赏,白石「感南湖知画」而作了郑重的题记。

除胡南湖之外,由卖画卖印而交的著名朋友,还有王森然、胡佩衡、王缵绪、须磨(日本驻华使节)、朱屺瞻、李宗仁等。王森然认识齐白石,是在1920年,那时他作为直隶高等师范的学生来京办事,在宣武门外东骡马市大街的一个地摊上看到一个老者卖画,用很低的钱卖了几张,那老者便是齐白石。后来王森然受重于蔡元培等,进入文化界,成为最早写文章介绍齐白石,并为他写评传的人,相交30多年。胡佩衡是金北楼的弟子,北京画家,并曾在琉璃厂开「豹文斋」画店,齐白石定居北京后,他就不断购卖白石作品,齐白石生平第一本画集《齐白石画册初集》(1928年)也是胡佩衡编的。胡佩衡本人的画与齐白石很不相同,但他对白石其人与画极为推崇,让其子胡师事齐白石,又与胡合写了《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一书。早在编《齐白石画册初集》时,胡佩衡就写道:「先生性爽直,喜任侠,有古烈士风,故见有不平之事,即义形于色。嘻!世之衰也,人唯利是图,假艺术之名为自肥者比比然也。先生心洁面傲,借挽颓风,求诸今人岂易多得哉!」

胡佩衡的评价使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齐白石卖画讲市场规则,但市场规则并不左右他的思想、个性和艺术。胡氏能画、懂画,又熟知艺术市场和收藏,齐白石与他的友谊,与买卖画有关,却又在艺术上真诚相知,这与不顾画只认钱、只管收入不顾友谊的画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朱屺瞻与齐白石的友谊始于1929年冬。朱在画展上看到齐白石画与印,又经徐悲鸿介绍而知齐白石,但他不愿借助于徐氏与白石的私交求取齐氏刻印,而是通过上海荣宝斋按白石润例代办。自此而后,他不断寄款求印,到1938年已有40余石,1944年增至60石,遂自称「六十白石印富翁」,继而作〈六十白石印轩图卷〉,并请白石题跋。白石跋曰:「人生于世不能主德立功,即雕虫小技亦可为。然欲为则易,工则难,识者尤难得也。予刻印60年,幸浮名扬于世,誉之者故多,未有如朱子屺瞻既以60白石印自呼为号,又以60白石印名其轩,自画其轩为图。良工心苦,竟成长卷,索予题记,欲使白石附此卷而传耶?白石虽天下多知人,何若朱君之厚我也?」

齐白石引朱屺瞻为「知己第五人」,全由购求印石的「厚我」、「知我」而来,却十数年「睽隔千里而未尝一面」。直至1946年齐白石到上海开画展,才有缘面叙。二人的友谊,以买卖印和共同的艺术趣味为基,缺一而不可得。

齐白石与王缵绪的交往,也始于王氏的求印购画。王缵绪(1887-1950年)四川西充人,字治圆,早年就学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先后任国民党革命军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等。约1931年,他托在京的友人请齐白石刻印,彼此通讯,王氏一再邀白石蜀游,说入蜀可挣丰厚润资,并赠他一侍女,以为他「磨墨理纸」,白石作〈梦游重庆〉诗,序曰:「王君治圆与余不相识,以书招游重庆,余诺之。忽因时变,未往。逐为万里神交。强自食言前约,故梦里独见荆州。」诗曰:「百尺红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

1932年7月,齐白石作〈山水十二屏〉赠王缵绪。这12屏精妙绝伦,堪称白石山水画的极品。在其中〈梦中蜀景〉一屏中,题了〈梦游重庆〉诗。王治圆所赠侍女名淑华,侍白石近一年,后送归家乡。

1933年,白石蜀游未成行,但让他的三子齐良琨到四川走了一趟,给王缵绪带去手拓印谱四册。1936年,白石终于带着宝珠和两个最小的孩子到四川游玩,在成都等地为王缵绪刻印又作画。但这次蜀游,白石并不高兴,因为王缵绪原答应给他3000元酬金,只给了400元。白石《蜀游杂记》写道:「半年光阴,曾许赠之3000元不与,可谓不成君子矣!」五年后,81岁的齐白石又在《蜀游杂记》末页题了两句话:「翻阅此日记簿,始愧虚走四川一回,无诗无画,恐后人见之笑倒也。故记数字,后知翁者,翁必有不乐之事,兴趣毫无以至此。」蜀游使白石老人对王缵绪这个「神交」有了认识,后来就不再往来了。白石口述自传谈及蜀游时,只说「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云云,连王氏的名字也没指明。不妨说,他和王缵绪的关系,由卖印卖画始,亦由卖画卖印而终,在卖画卖印的背后,可以看到齐白石对于伦理人格的价值要求。

抗战期间,齐白石厌于日伪人员的纠缠,对卖画卖印有所控制。1940年,曾在大门上贴出一张告白:「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告白:中外长官要买白石之画,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待。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不是不卖画,而是明言不愿意和日伪人员打交道。这样的告白,表现了白石老人的勇气和胆量。

齐白石卖画靠琉璃厂画店作仲介,他和这些画店的关系很好,这种关系的标志是讲信义,保持作品的质量,画价的合理与稳定。荣宝斋为齐白石售画最久也最多。他与荣宝斋等画店的交情非常好,长期在荣宝斋任务的白石孙女婿萨本介说:「荣宝斋和齐白石的联系有诸多因素,但决定性的因素是相互的质。」这个「质」是什么呢?他解释道:「每天清晨,白石老人起床洗漱之后,照例吃他的那碗普普通通的挂面(天天如此,常年不变)。吃完稍事休息,养养精神,就走到画案前,带上套袖,第一句话就要问,有没有荣宝斋的笔单?如果有,那么每天清晨老人的第一张画就是给荣宝斋画的。」

1946年,齐白石应中华全国美术会之邀到南京、上海办画展,带去的200多张画,全部卖出,回到北平,带回来的「法币」,一捆捆的数目倒也大有可观,等到拿出去买东西,连十袋面粉都买不到。通货膨胀以至如此,书画篆刻真是不值一钱了,但白石老人总还要卖画卖印。1947年5月,白石老人自书了一张润格:「一尺十万(册页作一尺,不足一尺作一尺),扇面中者十五万,大者二十万。粗虫小鸟一只六万,红色少用五千,多用一万。刻印:石小如指不刻,一字白文六万,朱文十万,每元加一角。丁亥五月十八日。」这「一尺十万」、「一字六万」,可真够吓人了!但「一个烧饼,卖10万元,一个最次的小面包,卖20万元,吃一顿饭馆,总千万元以上」,这样一比,还算贵吗?白石老人感叹说:「人们纷纷抢购实物,票子到手,立即就去换上东西…他们异想天开,把我的画,也当作货物一样,囤集起来。拿着一堆废纸似的金圆券,订我的画件,一订就是几十张几百张。我案头积纸如山,看着不免心惊肉跳。朋友跟我开玩笑,说看样子,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实则我耗了不少心血,费了不少腕力,换得的票子,有时一张还买不到几个烧饼,望九之年,哪有许多精神,弄来许多废纸,欺骗自己呢?只得叹一口气,挂出『暂停收件』的告白了。」

在20世纪画家中,齐白石不像王一亭、陈师曾、金城、吴湖帆那样有生活源,可以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艺术目标或自由的游戏笔墨,也不像某些以扒分、逐名为唯一目的,趋时迎合、卖掉才华、丧失艺术追求的「明星」。他兼取两者,获得了两方面的成功。齐白石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两条最重要,一是他没有膨胀的物质欲望,生活节俭,自足于温饱小康,有充分的精力与闲暇进行艺术探索;二是他始终保持着人格与创造的自由,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市场,而不是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当然,卖画卖印对齐白石的艺术也有负面作用,这主要是卖画数量过多,为了卖画之需,即便没有兴致也画,不想画的也画,不免出现气力疲乏、技巧不精和大量重复之作。在历代中国画家中,这种现象是很难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