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纸、绢、绫传统的中国书画一般是写在纸绢上的，有很多人称中国画为纸绢画。所以认识纸绢的时代特点，对于鉴定中国书画具有相当的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除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垦先生对纸作过一些研究外，还没有第二个人对古代纸绢作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古代纸绢如何断代的问题，更未有过专门的著述。如果有晋唐时代的纸绢流传下来，我们就是看见了，恐怕也未必能判断它的年代，相反，古代纸绢一经古人写过字或画过画之后，与书画本身连在一起却反而使我们能断定它的时代了。（一）绢帛我国的丝织业已有五千年左右的历史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除了发现苎布，还出土了一段丝带和一小块绢片。随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又创造了多种织法和品类繁多的丝织物，以适应社会上各种不同的需要。这儿仅根据传世和出土的古代书画作品来探讨古代书画用绢帛的时代特点。作为其它用途的绢帛及其时代特点，不在这里赘述。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画是绘在绢帛上的，出土的晚周帛画、战国楚墓帛画和稍晚些时候的马王堆汉墓帛画，都是画在较为细密的单丝绢上；南北朝时期的书画用绢，王以坤先生在《书画鉴定简述》中说，他“只见过绢地写经一块，也是单丝绢”；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用的绢也是单丝织成的；唐代周昉《挥扇仕女图》卷，所用的经线纬线均不一根，全部是由几根丝合并而织成的，这种织法在书画用绢上是比较少见的。说明了晋唐以前的书画用绢是由单丝织成的。直到现在为止，在晋唐以前的书画中，还从未见过有双丝绢的（即经线是双丝、纬线是单丝织成的绢）。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引江磷几《嘉祐杂志》说，唐贞元以后，诰敕有用花绫的，传世的有咸通二年（861年）的“柱国范隋诰’”一件。五代到南宋时期的绢，较前代有了发展和变化，从表面上看来，除了单丝绢外，还出现了双丝绢的形式。这种双丝绢的经线的每两根线为一组，每两组之间约有一根丝的空隙，纬线是单丝，纬线与经线交织时，每组经线中的一根丝沉在下面，另一根丝浮在上面。有些人认为，这种形式的绢还不能称为双丝绢，只有在纬线与经线交织时，经线的每两根丝同时沉在下面或浮在上面的绢，才可称之为双丝绢。我们现在不管以后的结论如何，暂且将这种绢称之为双丝绢。如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卷的经线为双丝四十八根，纬线为单丝；宋代赵佶《祥龙石图》卷经线为双丝四十八根，纬线为单丝等。纬线、经线的根数越多，绢越是细密。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引王思善语云：“宋有院绢匀净厚密，亦有独梭者，有等级细密如纸老。但是稀薄者非院绢也。”清楚地说明，绢绫制作的精粗，即使是同时代所织，也是大相径庭的。宫廷用的贡品，虽也有一些比较次的绢，但大都特别高级。所见如赵佶《听琴图》轴和宋人《胆瓶秋卉图》页和南来吴炳、林椿、马远、马麟等人的作品中，绢很细密，质量较高。而社会上一般画家使用的绢比较稀薄，质量都差。从画的本身和各方面的辅证来看，绢地细密，质量较高的绢，灰尘不易沾污，加之保存较好，故赵佶的《听琴图》虽经历了千年之久，仍然佶白如新。这种绢大约就是宋代的院绢。而宋人《雪山行旅图》轴，绢地比较稀薄，质量较差，灰尘比较容易油污，所以现在看起来，绢就显得比较陈旧、比较黑。这种绢大约就是王思善说的那种“稀薄者非院绢也”。五代至南宋时期，就我们从书画作品中所见到绢的门面尺度来看，宋初宣和以前，绢宽度大都不超过6O厘米；宣和以后逐渐放宽，有独幅画轴阔至80厘米以上的；到南宋中期已有1米以上的门面出现。从此以后，大都阔狭门面并见，独幅阔轴渐多，就无法以门面的宽窄来判断时代了。同时宋代的诰敕中亦有花经，所见如北宋司马光的二件诰身：熙宁二年乙酉（IO69年）充史馆修撰诰；元佑元年丙寅（1086年）拜左仆射诰。花绫斜纹有素色的，也有染成各种颜色的，二者皆为素色花绫。又宋代徽宗朝《方丘委享敕》，则是五色罗绢。以上都是特种文件和特种用品。宋代一般用花续作书写用的，仅见北宋黄庭坚行书《华严疏》一卷。元代的绢总的说来比来绢显得粗了些，不如宋绢细密洁白，并且还呈现出稀松的状态。如任仁发《二马图》卷，经线、纬线均有单丝，经线四十六根，纬线二十七根，吴镇《竹石》轴，经线双丝三十八根，纬线双丝三十四根，织得都比较稀松，似乎也不很坚固。以上所说的是元代书画用绢的一般情况。元代也还有些书画用绢织得较好，质量较高。如赵孟頫绢本《临兰亭序》卷，它的上下两边的长格是织上去的，竖小格是画上去的，比较细密匀净。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说：王思善云：“元绢类来绢，有独梭绢出宓州，有宓机绢极匀净，原是嘉兴魏宓家，故名它机。赵子昂、篮子昭、王若水多用此绢作画。”赵氏绢本《临兰亭序》卷可能用的就是这种宜机绢。虞集行书《诛蚊赋》一卷也是用的花纹。明代的绢总的看来比较粗糙，宽度也比以前有了增加。明代早中期有一种质量较低的很稀薄的绢，有的稀如罗纱，粗如夏布。由于这种绢太稀不易着墨，所以书画家往往先将其托上纸，然后再进行书画创作，装裱后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由于潮湿等原因，托纸与绢脱开了，绢本身也因陈旧而呈现黑色，裱画的人因无经验，不了解这种情况，总是希望经过裱褙后能显得白一些，于是另换白纸重新托裱，这样裱褙完了以后往往连字画也看不清了。这是我们在鉴定中经常看到的情况。明代张路等人也经常用这种稀薄的绢。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作者生活的地区不同，用绢的精粗也不同。如内廷供奉的王谔、吕纪等人用的绢，虽非贡品，质量都比较好，细密匀净得多，但还是比不上南宋院绢。同时苏州在明代轻工业比较发达，绢的生产加工比较精细，因之沈周、唐寅、仇英这些人的用品，虽非“贡品”，质量大都比较好，细质匀净。成化、弘治间有一种绢，质地较粗，绢地稀薄，不易落墨，郭诩、张路等人只好用来作粗笔水墨写意画。晚明陈洪缓（浙江）、张瑞图（福建）等人，有时还用一种极粗糙像绵绸一样的劣绢，在王夫之（湖南）的书卷和字条中也见过同样质地的东西，这似乎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切的关系。上面说的几种劣绢，似乎也还有着时间性，前者约在明代弘治、正德、嘉靖间，后者则在天启、崇祯间出现，到清康熙间又不再露面了。若能知道这一点，对断代也能起一些作用。明代还出现了绫本书画。绫子有两种：一种是无花素绫，应用在书画卷轴中，时间早一点的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沈周等人的作品中见过几件，到天启、崇祯年间才广泛流行起来，所见王铎、博山等人的书法卷轴中最多，到康熙中期以后又少见了，晚清时再昙花一现，但始终未盛行起来。另一种是有各种花纹的花绫，王铎、傅山等人的书法轴卷中，有一些略带一点暗花。同时砑光明末已出现。砂光绢不仅绢质稀薄，且光度过亮，看起来使人很不顺眼。清代有一种绢，俗称之为库绢，是一种很粗糙的绢，绢面上加了各种颜色的粉浆，有的是素的，也有的被画上了各种金花和粉花，或撒上了大小金片或金星。汪由敦、董诰等人常用这种绢来写字条或字对。嘉庆至光绪年间的绢，基本上沿用了旧的方法，但质量日见下降。在粗绢上常加上各种颜色的浆、画花和撒金等；或白素画绢上加重胶矾再加工辗光。用这种绢无论写字或画画，均有透黑墨痕，很难顺手。其尺寸很长很宽，宽度有达四米多的，长度还要更长一些。这种绢本来是很稀薄的，经过用石头把它辗成扁丝，这样一来从表面上看就不显得特别稀薄了。用砑光绢作画。在咸丰、同治以来的书画中经常见到。我们在研究书画鉴定的辅助依据之一的绢帛时必须注意下述几种情况：（1）前人对古书画用绢断代，有宋元绢双丝，明清绢单丝之说。事实上，双丝、单丝前后都能见到，是不能以此断代的。（2）年代久远的绢本书画，常多次经过重裱，每次重徒时都要加胶加矾，并用石头加蜡将背面用力轧光。次数多了，这些绢本书画从侧面看上去，绢面上有一层亮光，俗称“宝浆亮”。明清时期的绢本书画上，一般是看不到这层亮光的。（3）由于绢的质量有高低之分，庋藏状况也有好坏之别，收藏得好，绢面就比较干净；较多地受到烟熏潮湿，绢面就会逐渐变色，甚至破碎残损。我们绝不能用绢的黑白与破碎残损的程度来断定它的时代远近。如果认为绢黑暗破碎者其时代一定久远，而洁白完整者其时代一定较近，这就极片面，极不正确了。北宋末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和南来院画林椿、吴炳、马麟等人的作品，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现在仍然洁白如新；而明代陈洪缤、蓝瑛等人的有些绢本作品，虽然距今不过三百年左右，却已经污黑破烂不堪，有的连画面都看不清了。（4）我们看到大约从唐宋以来书画用绢，其制作规格，只要同一地区生产，用同一种精粗的丝，制成同一等级的东西，如果仅从制作上来看，极不易区别其生产的年代。有的专家比如徐邦达先生曾以康熙时上有玄晔书字的“贡绢”同南宋院绢比较。除新旧气息不一样以外，其它质料、形制方面几乎完全相似。如果两者的制作年代相距更短，就更难识别其时代了。（5）我们还必须看到，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同一时期的绢，因地区不同，织法也就可能不同；另一方面，因各地区社会生产发展情况不一样，某一些地区的织绢技术已经发生变化，而在另一地区，还继续沿用旧的技术方法。不论是上述哪一方面的原因，表现在制成品上，都会显现出一定的差异。（二）纸在造纸术没有发明以前，我们古代曾先后使用龟甲、兽骨、金石、竹简、木牍、缣帛等材料记事。直到两汉时期，简牍、缣帛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书写材料。但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简牍笨重，缣帛昂贵的缺点日益突出，于是寻求廉价、方便易得的新型书写材料，逐渐成了迫切的社会要求。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人们终于发明了用麻绳头、破布、旧鱼网等废旧麻料制成植物纤维纸的方法，引起了书写材料的一场革命，使之成为交流思想、传播文化、沟通信息，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工具。1957年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出土了公元前2世纪的古纸，纸呈泛黄色，已裂成碎片，最大的宽度宽约10厘米，最小的也有3X4厘米。经鉴定它是以大麻和少量芒麻的纤维为原料的，其制作技术比较原始，质地粗糙，还不便书写。我们知道，秦汉之际以次茧作丝绵的手工业十分普及，如韩信未发迹前遇到的漂母，大概就是以此为生的。这一手工业包括反复捶打，以揭碎蚕农和置水中漂洗等工艺。而在漂洗时，留在器物上的残絮，晾干后自然形成一层薄薄的丝绵片，这可能给人们发明造纸技术以直接的技术上的启示。当然，最初的造纸术，还不能一下子产生用于书写的纸张。但新的道路既已开辟，迫切的社会要求又在催促着技术的改进，可以用于书写的纸张的产生当是为期不远了。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扶风发掘得西汉宣帝时的麻纸。在此之前，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居延肩水金关西汉烽火塞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了麻纸二块，其中之一，出土时团成一团，经修复展开，长宽12×19厘米，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平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用显微镜观察和化学鉴定表明，它只含大麻纤维。同一处出土的竹简最晚年代是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这些情况表明至迟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在遥远的边塞已有了质量较高的纸，这种纸在内地的出现应更早一些，即它是在灞桥纸后约数十年内出现的。从这些事实说明造纸术自发明以后，其技术的进步是很快的。又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旁，考古工作者曾掘得属东汉时期，2世纪初年的纸张，即所谓额济纳纸，上有六、七行残字，这可说是现存最早的字纸实物。从灞桥纸到扶风、金关和额济纳纸，我们看到纸的发明、改善及确实无疑地用作书写材料的历史演变。正是在造纸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于2世纪初年，出现了蔡伦这一著名的纸的改革家。蔡伦字敬仲，桂阳人，是汉和帝时的太监，曾负责监制御用器物。他总结了西汉以来造纸的经验，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革新。在原料上，除采用破布、旧渔网等废旧麻类材料外，同时还采用了树皮，从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材料领域。在技术工艺上，也较前完备和精细。除淘洗、碎切、泡沤原料之外还可能已经开始用石灰进行碱液烹煮。这是一项重要的工艺革新，它既加快了纤维的离解速度，又使植物纤维分解得更细更快，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纸纸的质量，为纸的推广和普及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公元105年蔡伦把他用树皮、麻头和破布、旧网制成的纸公之于世后，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天下威称‘蔡侯纸’”（《后汉书•蔡侯传》）。蔡侯纸的出现，在造纸术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纸张开始取代竹帛的关键性的转折。本世纪以来，2世纪的纸不断在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出土，正反映着这一发展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已代替帛、简之类，成为普遍的书写材料。造纸的主要原料除原有的麻、楮等外，桑皮、藤皮也被利用来造纸。北方主要仍使用麻、楮造纸，质量和数量都有较大的提高。南方的藤纸由于质地精良，成为官方文书主要的用纸，曾经盛行一时。其中浙江剡溪的“剡藤”尤为驰名。西晋张华《博物志》中已说到“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在工艺技术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使用了帘床设备捞纸，提高了工效，又使纸张有一定的规格。晋代用丝线或马尾制成的罗底为纸模，其纸面是织纹而无帘纹，以后改用竹帘纸模，才见到了帘纹。其中又有竹条纹和丝线纹两种，横竖交织着，竹条纹可分粗、中等、细、特细四级，大抵晋唐以前较粗，宋代较细。防止纸张虫蠧以及染色的“潢治”法，在晋时已经发明并得到了推广。《齐民要术》专门记载了“染演及治书法”一条，叙述利用黄蘖染纸的的技术要领。另外还有关于利用“雌黄治书”以防虫蛀的记载。这时纸张质地匀细，外观洁整平滑，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晋时书画用纸，从传世的陆机《平复帖》卷来看，系麻纸，张幅较小，高度只有23厘米，与出土晋代简牍的高度相同。新疆出土的前凉建兴（沿用西晋慰帝年号）三十六年（384）文书残纸也是麻纸。敦煌洞窟中发现的北朝写经尽为麻制的纸。其特点是纤维较粗，原料中的纤维未打碎，成一束一束的形状，人们称为纤维束。同时麻料中有时发现一些红色小块，是由木质氧化而成的，后人称之为木素。晋时麻纸的纤维束成圆形，无光无毛，有时还能见到木素。隋唐时期，我国的造纸手工业遍及全国。麻纸这时仍是主要的用纸，有白麻纸、黄麻纸、五色麻纸等多类品种。麻纸的产量相当可观，唐玄宗时，仅每月发给集贤书院四川产的麻纸数量就达五千番之多。扬州的六合纸亦是一品质优良的麻纸，宋米芾的《十纸说》称“唐人浆锤六合慢麻纸，写经明透，年岁久远，入水不儒。”从米芾这段话中可以想象出，纸的初造，虽精必“生”，书画时易走墨难用，所以在隋唐时大都加以锤、浆，变成半生半熟的纸，也有只锤不浆（生纸锤浆，也能凝墨），或锤而填粉的。藤纸经过浆锤以后，在唐时成为一种有名的名贵纸，用量甚大，供不应求。隋唐书画大都用麻纸，我们见到的如唐摹《兰亭序》（天历本）、杜牧《张好好诗》、韩混《五牛图》以及敦煌出洞的大批唐代经卷，均是纸本麻料。唐代的纸本写经，白色是少数，大多数是黄色的，这种黄色的麻纸，是用黄柏水染成的，可以防虫蛀。《五牛图》、《张好好诗》的纸面上用浆加过工，纸质比较光滑。还有一种较厚的纸，叫作“硬黄纸”。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画谱》引王思善云：“唐有硬黄纸，唐人以黄蘖染之，取其辟蠧，其质如浆，光泽莹滑”。对硬黄纸的特点描述得十分清楚。唐人临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就是硬黄纸质地，从刻帖的裂纹上可以看得出来。唐代还有一种用黄蜡涂熨带黄色的，也称为“硬黄纸”，用以响拓法书。隋唐之间，开始看到有用树皮造的纸，大都用格树皮或檀树皮，它们的特点是纤维较细，此种质料虽比麻料稍亮些，但猛看起来仍发暗无光，纤维束成扁片形，微有纸毛；同时亦有用桑树皮的，基本特点是纤维更细、发亮，纸面容易起长毛，纤维束亦为扁片形。潘吉星同志曾化验过一卷隋开皇二十年写的《婆罗蜜经》和一卷唐开元间写的《无上秘要经》，前者是桑树皮，后者为格树皮。从杨凝式书《神仙起居法》来看，五代书画用纸和隋唐一样，仍然是麻纸居多，纸的尺寸，隋唐五代比较汉晋时期要大，约28.9厘米左右。北宋以来，麻纸显然急剧减少，所见浙江海盐金粟山的藏经纸和北方辽金的经纸还都用着麻料，以后用麻纸来作画的，不是绝无仅有，也是难以看见。北宋一开始，在书法墨迹中就出现大量的树皮造纸。如北宋初李建中书《同年帖》、《贵宅帖》，以及稍后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大部分墨迹中，都是用的树皮造纸，最著名的米芾书《首溪诗》也不例外。从此以后，树皮纸广产全国。同时还见之于朝鲜造的所谓“茧纸”，事实上是桑皮做的。此种纸最早见之于北宋“宣和装”的手卷贉尾，如《张好好诗》卷等件。后人见其纤维极亮，以致误认为蚕茧所制的了。较厚，表面光滑而洁白，是“茧纸”的特点。中晚唐时，竹子开始在南方成为造纸的原料，并得到迅速发展，9世纪初李肇在《国史补》中记述各类名纸时，已提到“韶之竹笺”，说明广东韶关的竹纸已具有较高的水平。竹子纤维较硬易断，技术处理比较困难，竹纸的问世标志着我国造纸技术已相当精熟。北宋初，江浙一带和福建也均已以嫩竹造纸，竹纸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大幅度提高。12世纪前曾以“剡藤”闻名的浙江剡溪，已是“今独竹纸名天下”。竹纸取代了藤纸，而且品种多样，单是上品就有“姚黄”、“学士”、“邵公”三种，为“工书者喜之”（施宿《嘉泰会稽志》）。但是用嫩竹造的纸作书画，大约要到北宋才有。苏轼《东坡集•书海苔纸》一文中说。“今人以竹为纸，古亦无有”的话虽不符合事实，但也间接地说明了宋代大量用竹料来造纸，并在书画上得到了应用。所见来入临仿书王羲之《雨后帖》、王献之《中秋帖》等，全是用竹纸写的。米芾书《高氏三图诗》页（在米芾《诗续》册中）是麻、格混合物；《盛制帖》（即《天启帖》、《寒光二帖》）之一是楮、竹混合原料纸，书帖时间约在哲宗朝（1086～1101），说明到北宋中期造书画纸的原料无所不备，从此以纸质来区别其时代的前后就比较困难了。竹纸的特点是纤维最细，光亮无毛，纤维束成硬刺形，转折处能见到棱角。宋代加工的特种纸，种类繁多。号称颜真卿书《刘中使帖》则用碧色笺。从北宋初开始，有白色“花笺”出现在书膜上。李建中《同年帖》，纸有中等帘纹，本幅后面有一条“花笺”，这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花笺”纸。北宋中期沈辽书的《秋沙帖》，整幅为白色砑落花流水纹，很是美观。厚粉花笺见于薛绍彭书《元章召饭帖》，又赵佶画《池塘秋晚图》卷则有粉而无花。描金云龙笺，见于赵佶草书《千字文》长卷，精细之极，应是特制品，此为所见年代最早的描花筹。北宋王安石《楞严经》卷，纸很粗糙，厚薄也不匀，纸内含有很多疙瘩，用这种纸来写字，还是不经见的。北宋赵昌《写生蛱蝶图》卷，纸面十分细润光滑，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帘纹。这些纸，除了我们说出了确切名称以外，其余的到底叫什么名称，还不能作出确切的结论。北宋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喜欢用熟纸来写字，因为熟纸经过加工，光滑细润，写字能得心应手，效果较好。究竟这种纸叫什么名称，目前也无定说。米芾最讲究用纸，他采用各种各样的纸来写字，并且许多纸都是经过他自己加工后才使用的。米芾还写了一篇《评纸帖》，即《十纸说》，谈到了福州纸、六合纸、河北桑皮纸等十种纸。这十种纸究竟是什么模样，在流传下来的其他的书画作品中，究竟是这十纸的哪一种，现在已无从稽考了。南宋的纸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纸的高度也更大了，如法常《水墨写生》卷，纸的高度已达47厘米，纸面非常光洁，帘纹也看不出来。宋代还有一种藏经纸，比较坚固耐久。这种藏经纸的的颜色有三种：旧米黄色、白色和虎豹皮花样。有很多人喜爱用这种纸，直到明清时期，也仍然还有人爱用这种纸来写字画画，或者用作手卷的引首纸，因此它就具有了较高的经济价值，于是就产生了有些人仿造这种藏经纸。仿造的假藏经纸质比较松，颜色也很不自然，一比较就能看得出来。元代的各种纸，基本上和宋代差不多，变化不很显著。造纸的原料有楮皮、檀皮、桑皮和竹等。造纸的方法已成熟，各种纸都已具备。元代赵孟頫、康里巎的书收中，曾见过淡蓝笺，藏经纸有黄、白二种。明代的竹纸继续发展，福建尤为突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造竹纸》中称：“凡造竹纸，事出南方，而闽省独专其盛。”并系统地记取了取材、加工到焙干的生产技术过程。明代亦有“研花笺”，大都为黄色，永乐间王级曾用以作画，所见有《露竹图》短卷，后来大都在书犊中见之。明宣宗朱瞻基有一种特制的书画笺“宣德纸”，虽无色无花，但光滑、洁白、细润，一直到明末清初还有少数人用这种纸，清康熙间王原祁作画的纸就是宣德纸，其来源也许是明内府之遗。这是因为宣德纸质地好，适应写字和绘画的需要，能够表现作品的神采。明代以来新出现了一种“罗纹纸”，是用较密的丝线编的帘子制成的。嘉靖间文征明等人的书读中，有时见到一种黄色或蓝色的布纹纸，有些还被砑上了蜡花。但流行的时间很短，约在万历间就没有了。金笺作书画，始见于明代成化间，初有块金、洒金等，大都用制折扇。又有用极稀极少的金箔洒在制熟素筹上的，稍晚则有泥金笺扇出现，如在正德、嘉靖间文征明等人的书画扇中时常能见到。大约在天启、崇祯年间，有用大幅泥金笺的屏、轴作书画，清代也一直使用；晚清又应用于对联，但所用并不太广。早期的泥金大都是赤色的，谓之赤金；淡金又叫青金，中含银粉，要到清道光以来才能看到。明代还有一种大片洒金纸扇面，洒金的形状如鱼鳞，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人工贴上去的，如果随手洒金是搞不成这种鱼鳞状的效果的。吴宽、祝允明的字扇面中，有很多就是用的这种纸。高丽镜面笺纸虽然来代就有，但为数很少，明代就多了。文征明的一个《行书诗》卷本幅的质地就是高丽筹纸，其上还钤有“朝鲜国王之印”大方印四方（系同一方印章钤盖了四次）。这种纸光滑细润，不论作书或绘画，都能表现得很精采。所以有些书画家特点喜欢用这种纸，如明代后期懂其昌就很爱用这种纸。他的书画精品大多数用的是这种纸。在明代沈周等人的书画中才渐渐见到用生纸，但使用不是太普遍。从正德、嘉靖以至清初康熙间，徐渭、朱耷、原济等人的写意泼墨画派盛行起来，因画法的需要，于是生纸也逐渐推广流行。到乾隆以来则相习成风，不但大量用之于“扬州八怪”等写意粗笔画中，就是张宗苍、王宸这些人用干笔皴擦的山水画也往往用生纸绘写，直到清末民初，几乎无不用生纸来作书画了。中含轻矾的“云母笺”质地全熟，始见于明中叶的折扇中，后来也用于大幅轴画。清康熙中期以来，折扇尽用此笺，金面的几乎绝迹了。到清末云母笺也绝迹，只好刷轻矾，成为纯粹的矾纸了。有些很薄的矾纸，称为“蝉翼”笺，这是一种极熟的笺纸，比之锤、浆纸又有不同。矾纸除了不易走墨官作工细设色画以外，无其它好处，其上的墨色往往变成灰暗，是加工纸中劣品。清康熙、乾隆以来流行一些彩色粉笺、蜡笺纸。粉笺纸面上没有亮光，有素白的，也有各种粉花或画上金花、银花的。蜡笺纸面上有亮光，各种颜色的都有，有单色无花的，也有画上了各种金花的。但不宜绘画，只能写字，刘墉、黄易、梁同书等人经常用这种粉笺和蜡笺来写字。在乾隆、嘉庆年间，金农、罗聘的绘画中有时看到一种水红色的半熟制纸，倒是极为稀见的。嘉庆至光绪间，有的书画家采用洋纸作画。吴大微绘画的作品上用的就是日本纸。道光咸丰年间还有一种虚白斋纸，各种颜色的都有，洒上了细密的小金片，有些小金片现在已经变黑了，纸角上有“虚白斋制”印章。但清人一般写毛笔字大多用竹制的楷书纸。这类纸有元书纸、毛边纸、玉扣纸、连史纸、时则纸等。元书纸和时则纸，纤维较粗，吸水性强，适用于写大楷。毛边纸细而薄，适用于写小楷。玉扣纸是写楷书最好的纸，纸纹细腻，厚薄均匀，色白稍黄，经久不变，也不易腐烂。还有一种毛头纸，纸白而薄，吸水性和抗拉度都较强。因为它是糊窗户用的，有人叫它窗户纸、冬窗纸或东昌纸，它也适用于写小楷。高丽纸是较高级的糊窗户纸，也可以印刷书籍或写小楷、大楷。白报纸、道林纸、新闻纸、有光纸等机制纸，表面光滑，吸水性差，写木出笔锋来，不适宜写毛笔字。当然，还有许多其它各种名称的纸，如宣纸等。尤其是宣纸，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宣州府就把它作为贡品奉献朝廷。中国历代的大量绘画和书法精品，与世并存，光彩夺目，应归于宣纸之功。但是从外表上看，它与普通白纸并无明显的区别，要判断一种纸是否宣纸，最主要的依据是其中是否含有一定数量的青檀纤维。这种青檀纤维凭肉眼是看不到的，必须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纤维形态特征，才可做出明确的结论。通常人们不具备化验的条件，又怎样来识别宣纸呢？只好从外观上来观察了。第一先看宣纸的颜色。宣纸的颜色非常洁白不发暗（放久的宣纸为玉白色），且白得很自然。迫其原因是由于纤维素的成份损伤极小，纤维中的杂质也极微之故。如果纸色发暗或者白得发亮，恐怕要考虑是别的纸了。第二看宣纸的质地，也就是纸的手感、声响、吸水性和润墨性等。手摸宣纸应有绵软感觉，不发硬，抓在手里像一团棉花。摆动纸时，发出柔和的声音，与机制纸（木浆、草浆制成）的哗哗声形成鲜明的对照。宣纸的吸水性大而迅速，用墨点滴落纸面呈圆状晕开。这些都是别的纸无法相比，望尘莫及的。第三看宣纸的帘纹，即纸面内的暗纹。如果拿宣纸迎光一照，可以见到许多条纹（叫做帘纹）。机制纸却没有这一特征。帘纹是采取竹帘捞纸工艺得到的，古代的手工纸和今天的手工纸都有帘纹，但宣纸的帘纹处却带有一些“云彩花”。就好像天上浮动的云彩一样，或浓或淡，或多或少。云彩花多，说明纸内含有青檀纤维较多；反之亦然。有一种宣纸的帘纹呈六角形，仿佛是龟壳的图案，故取名叫龟纹宣纸。有的帝纹似鹿形，抄出的宣纸叫白鹿宣。而古代或近代的一般皮纸，虽有宽窄不同的帝纹，可是却没有显著的与帘纹相配的云彩花。如果所接触到的宣纸，符合上述三条，肯定是宣纸，否则另当别论。在研究中国传统书画用纸、绢、绫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几点：第一．做旧和原旧的区别。纸、绢、绫做旧和原旧，从其气色来看，终究两样。做旧不外乎用赭色石、藤黄加墨或脏水染、油烟薰等方法。但染的纸有时能见水渍痕，即使当时染得很匀净，时间一久，也是花一团，白一团，颜色深一团、浅一团，没有自然老化产生的包浆而发暗无光；薰后有烟气焦黄的样子，都和原旧的光亮“包浆”大不相同。还有些真的旧书画，其纸、绢因为重徒时冲洗得太厉害了，旧包浆完全去掉，表面气色如新，容易误旧为新，疑为新作的赝品，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第二．书画家采用的纸或绢，与他们的写画习惯、表现技巧等方面有连带关系，不同的纸、绢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的纸、绢上作书或绘画，能取得不同的艺术效果。书画家常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不同的纸、绢。一般说来，设色工笔画用绢的较多，水墨写意画用纸的较多。唐五代以前的绘画，就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几乎完全是绢本的。宋代以后由于开创和发展了水墨写意画，纸本就逐渐多起来了。元代高克恭、郭畀、方从义等人的作品，其题材多为水墨云山，用纸本表现效果更好，所以他们多用纸本作画，而李衎双勾填色竹用绢本能取得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故用绢本。明代的院体画家，山水仿宋代马远、夏圭花鸟画勾勒设色，为了和他们的绘画题材与绘画风格相适应，大都采用了绢本。从整个书法和绘画史来看，用纸多于用绢、用绫，绘画在元代以前大都用绢，少数用熟纸和半生熟纸。以后渐渐用纸多于用绢。原因如以上所述。第三．古代的纸、绢可以流传到后代，所以后人有可能用前代的纸、绢来作书画。我们从明清书画家的署款题字里也经常见到，说某书画家得到了一幅来纸或宣德笺纸，很高兴，因而精心制作，作品也显得很精采。相反古人是绝对不可能用后代的纸、绢来作书画，这层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有一件作品标二王真迹用的是会稽坚纹竹纸或是用清代那种碾平了的绢，却署上了宋人的名款，那是绝对靠不住的，无需考虑其它方面就可以肯定它是伪品了。但是以纸、绢来断代，只能断前，不能断后，如麻纸在汉晋时就有，一直延续到宋初，竹纸从中晚唐开始出现了一直到现在等。至于同一时代的伪本，就更难从纸、绢上去判断了，所以纸、绢在鉴别工作上所起的佐证作用不是说没有，而不是太大。四、书画的装潢书画装潢与书画本身的关系比较间接一些，但它对于书画鉴定，有时却有着密切的关联，起到一定的辅证作用。（－）装潢艺术发展史概要明代方以智《通雅》说：“潢”犹“池”也，外加绿则内为地，装成卷册谓之“装潢”，亦称“装池”。故被画有“装潢”、“装池”之称。至于前代的书画杰作，古迹重装，又须褫（音齿，剥去，革除之意）去旧画仿古重装，称为“装褫”，亦叫“仿古装池”。装潢艺术起源极早。史称：“秦汉时期的“经卷”、“屏风”都经过“裱背”。《后汉书》记桓帝时有“列女屏风”，《三国志》记东吴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书画屏风要能陈列，必经裱背，但当时多作粗麻纸、布、帛等粗料复背加固。敦煌鸣沙山千佛崖石窟中藏佛教仪式所用遗物——古画“囗(巾穴登)幡”，背托以布，边上有挂带，形同挂轴，从实物方面证明了布料复背的实况。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提及：“自晋代以前，装背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背”。据说：“南朝宋明帝时人虞和论述装裱，于制糊、防腐、用纸、除污、修补、染潢于理甚畅。”这说明装潢技艺远在一千五百年前，艺术家已能充分发挥个人才智，颇具见解。到了隋朝，由于魏晋南北朝战乱结束，社会渐趋安定繁荣，织造技术达到高度水平，绫绢锦帛、麻纸、皮料纸、各色加工纸都已具备，因此装潢艺术随着书画艺术的发展而全面提高，史称“杨帝内府所藏书画，装潢极为华丽”。到唐代经李世民大力提倡书法，开元之际，又重视书画。据宋代欧阳修《唐书•艺文志》序：“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而别之”。宋周密《齐东野语》形容为：“四库装轴之法，极为瑰致”。《唐六典》载“崇文馆有装满匠五人，秘书省有装潢匠九人，专职整理内府书画”，且已开始用“缂丝”作“包首”。据《名画猎精录》记述：“贞观、开元中，内府图书，一列皆用白檀香为身，紫檀香为首，紫罗褫织成带，以为官画之标式”。另据《厉鹗文集》卷八：“唐内府书画装潢匠则有张龙树、王行直、王思忠、李丹仙辈，皆良工好手。”可见，盛唐时期的装潢不仅具备了宫廷形式，且装潢名家辈出。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顾长康所画《清夜游西园图》流传至唐，河南诸公（遂良）亲为装背，郭犹见及公题记，此足见唐代装满已为士大夫所接受。其时，日本国奈良朝使臣来我国学习装潢艺术，唐太宗亲命典仪张彦远面授技艺，证明日本今天的装潢技术，当源自我国唐法。宋代，据来高宗《翰墨志》记：“本朝自建隆以后，平定僭伪，其间书法名迹，皆归秘府，先帝又加采访……命蔡京、梁师成、黄冕辈编类真膺，纸书绢素，备成卷帙，皆用皂鸾鹊木锦褫，白玉珊瑚为轴，秘在内府，用大观、政和、宣和印章”。北宋有“文思院”，设六种待语，装背为其中之一，列装裱家入官职。宋徽宗赵佶，建立画院，集书画家于内府，装裱设提举官，颁布装潢格式。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其装嫖褾裁制，各有尺度，印识标题，具有成式。”当时宫廷装裱按书画朝代、等级，规定用各种不同绫绵、纸、轴头、木杆，定有裱式，如“出等真迹法书，两汉、三国、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迹，用刻丝作楼台锦褾，青绿簟纹锦里，大姜牙云鸾白续引首，高丽谭，出等白玉碾龙售顶轴，檀香木杆，钿匣盛。……五代本朝臣下临帖真迹，用皂鸾绫，碧鸾绫里，白鸾绫引首，夹背蜀贉，玉轴或玛瑙轴。”绍兴御府不仅对装裱用料按等级规定，而且对各类装按尺寸有所定式，在技法上还有具体的规章制度，如“应古厚纸，不许揭薄，若纸去其半，则根字精神”；为了装褫旧画不致损伤人物精神和花木浓艳不得重洗；为了保存用品原有面目，不得裁剪过多，若裁剪过多，既失古意，又恐将来不可再措。诸如此类的经验总结，至今仍有借鉴参考价值。由于南宋与北国对峙局面相对稳定，苏州地区成了宋皇朝临安的门户，也成了南宋皇室和官僚地主取得各种用以享乐的特种工艺用品的主要城市，于是装潢艺术也就在苏州植根，随之繁兴发展。元朝入主中原，元世祖曾三次拘掠江南民匠计四十万户，迁置于燕京和其它城镇，加上十分残酷的奴役，几使各种工艺生产陷于萎缩停顿。故整个元代有关论及装裱的文章不曾多见，虽有一鳞半爪，也是俯拾前人牙慧的泛泛空论。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入据平江（苏州），改为平隆府，到至正二十七年明朝军队进攻这十一年中，张士诚拥有江南广大地区，以苏州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开“宏文馆”，建“景贤楼”，尊重知识分子。像诗人杨廉夫、小说家罗贯中都极受优礼。另一方面对劳动人民开放人身自由，并对良工赐予“待诏”、“博士”等称号。这就更加促进苏州市容繁盛、富户集中的盛况。文化艺术也相应昌盛，著名人才也陆续涌现，如画家有沈石田、文征明、唐伯虎、仇十洲四大家，书法家有祝枝山、周天球，篆刻家文三桥（彭），小说家有冯梦龙，及许多收藏家，由于各种艺术的相互影响和收藏家、书法家理论家王弇州（世贞）的深究装潢，以及这些文人的评论鉴定，苏州文征明父子、扬州陈道复，他们远绍唐代张彦远、褚遂良，近继宋代米芾父子的装褫心得，进一步发展。明代淮海人周嘉胄著成《装潢志》，系统精到地论述了装潢要领，给装潢家传送宝贵经验，促进了苏扬两地的装潢艺术。《装潢志》说：“装裱能事，普天之下，独逊吴中”。汤翰、汤毓灵、强百川、庄希叔、汤时新等在明代都是苏州地区一时名匠，汤、强二家号称“国手”。庄希叔与汤杰、强二水齐名，一时最绝。明代最讲求书画装裱的是王世贞和顾元方，他们常以厚礼聘请名工在家中装裱，如《装潢志》所称：“王真州公，世具法眼，家多珍秘，深究装潢，延强氏为座上宾，赠贻甚厚，一时好事，靡然向风，知装潢之道是重矣。汤氏、强氏，其所如市，强氏踪迹，半在弇州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吴装最善，他处莫及”的佳评。清代蒋宝龄《墨林今话》：“方塘号半亩，善画兰竹，开竹素斋装池，善装白册，整齐清雅，远近争购”。苏、扬两地经明清数百年，承先启后，代有名家，装裱艺术，名驰全国，号称“吴装”或“苏裱”。其裱件干挺柔软，镶料配色文雅，装制切贴，整旧得法，故驰名海内。清初沈初《西清笔记》：“乾隆时装潢竟重苏工，当时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请人皆名噪一时，藉藉士大夫口。”乾隆初内府需要装裱《历代帝后像》，江苏巡抚保送秦长年等四人到北京，技术都称精湛，其用于帝后像裱件的镶料，色彩辉煌，质地厚实，后来为京裱之师。故京裱特点，无不色彩艳丽，裱背厚重，舒卷之间，沙沙作响。至于扬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吴县叶御夫装潢店在董子祠旁。御夫得唐熟纸法，旧画绢地虽极报至千百件，一入叶手，遂为完物。”后来叶御夫为扬州帮之师，使扬帮善于仿古装池，擅长揭裱古画，旧画本身虽支离破碎，一经装裱，即可起死回生，天衣无缝。由于书画装潢这门艺术，为古今朝野文人所崇尚，“宣和装”、“绍兴装”、“吴装”为世所重，自南宋以来遂传入民间，特别在明清五年间，装潢艺术成为设店裱画的专门行业，在苏州、扬州、北京、杭州、长沙、广州、开封有了更多的裱面店。人民欣赏的裱件成品，一般都是线条简练，镶料坚固朴素，致使一切简易裱式，广为应用。民间习惯于建筑物需要长年张挂的“字对”、“中堂画”、左书有画的“屏条”等形式，就是从明朝开始大量装裱的。清代盛行的绫裱粉笺对联，锦裱“寿屏”、“喜轴”，布背黄绢装裱水陆道场佛像，均朴素简单，为民间所喜闻乐见。应用而起的各地民间装裱工艺，就业务性质不同，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专裱红白立轴的对联，供婚丧喜庆之用，称为“红帮”；另一种是专裱民间简朴裱式的普通的书画，称为“行帮”；第三种是够得上称为装裱艺术的，专为书画名家和收藏家装裱珍贵新；旧书画的，称为“仿古装池”。上海地区的装潢艺术，为历史上的后起之秀，裱工来自各地，故兼擅“宣和装”、“吴装”、“京装”之长，其他尚有“湖南装”，用湘绣代锦，特别艳丽。“广东装”用三色纸绢装裱，色彩华丽，装裱岭南派的国画最为合式。历史上涉及书画装裱的学术著作，首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和宋代术芾的《画史》、《书史》。其论及装裱的章节，均立意清新，说理透辟。明清两代，始有论述装裱的专著，即周嘉胄的《装潢志》、清同二学的《赏延素心录》，皆文简意赅，立论精到，提纲挚要，不失全面，对于后学者影响极大。此外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辍耕录》第二十三卷，即“论书画褾轴”，对唐宋装裱特征，作了概括介绍。明人杨慎在《墨池琐录》及（瑾户录）中，介绍了古时装裱各个部位的名称，很值得参考。〔二〕幅于格式和装潢形式幅子主要有横、直、方、圆等形式，具体名称有的与装潢的形制有关，如现在通称横幅为“卷”，挂轴为“轴”，对折页联成一套为“册”等。也有的因其用途得名，如屏、纨扇、折扇；还有的是以内容得名，如对联等。因此幅子的格式既与装潢的形制有一些关系，但仍各有独立性，下面分两个问题来谈。1．幅子的格式（1）卷和横披中国古代的一切图籍，原本都是可以卷舒的，如前汉天文图、兵家图等实用图画，都是织物为底子而可以卷舒的卷子，便于用来阅读。即使竹简、木简，也是横穿纬带连成卷册，舒展开来观看的。以后书法、绘画作品的装卷，即是竹简、木简书卷形制的演绎。秦汉的“经卷”、“卷子本”，有用绢、帛、布艺、粗麻纸等上浆装背之说，这是装卷的开始。所谓“卷”是指裱成横长的式样，置于案头或桌上可以边卷边看的，亦称“横看”或“行看子”。在未裱时横长的画心亦可以叫“卷”，如唐高闲《草书千字文》就长达331．3厘米，所以称为“长卷”，而短、狭、方、圆等小幅，就不能这样称呼它。也可以由许多小幅联缀起来合裱成一卷的，如传世的晋人名帖王羲之《十七帖》（因卷首有“十七日”三字，故名之）、西晋陆机《平复帖》、东晋王珣《伯远帖》，原先都是小幅笺纸，但因联合裱成手卷，成横看，也就以“卷”称之。所见五代、北宋绢本画卷，颇有高到45～50厘米左右，即一幅绢的整个门面，不如任何裁剪。矮卷也有，但较少。到南宋绢卷，又矮多于高，如杨无咎《雪梅卷》、马和之《毛诗图》卷和马远、李嵩等人的画卷，其高度大都不超过30厘米。现在的手卷，尺寸大小还是大致如此。纸卷则有较高的，大都不超过50厘米，直到元代还是如此，这也许是习尚使然吧！手卷结构复杂，其排列顺序，由“天头”、“副隔水”、“正隔水”、“引首”、“正隔水”、“画心”、“正隔水”至“拖尾”裱成。“天头”是用以装饰和保护画心的，一般用深色绫绢料镶成。“引首”是用来题写手卷名称的，过去一般用冷金笺，现在改成染色仿古笺纸镶成。“拖尾”选用；旧气的宣纸接成，是留给鉴赏者用来题词的，另一个作用是加大手卷的轴心圆周，所以至少要长达二丈左右，一般要用三张宣纸托好后裁开粘连而成。因为轴心粗大，画心起卷弯度增大，这样有利于保护画心。为了使天头、引首、拖尾与画心分清眉目，不致紧接，增加美观，又需要有一相隔的镶条，这就是“副隔水”和“正隔水”，一般用淡色绫绢料镶成，但也要有深浅之分，方不致单调。另有一种横式画心，两头装上木媚，叫做两耳，用来在建筑物的向阳面壁上张挂，使建筑物如增开一个横窗，借优雅景色，起着借景为饰的作用。这种装潢品式称为“横披”。至于书法，以隶书为例，由于隶书特点带扁、取横，用横披写能呈现出左右分张、联翩飞扬的意趣，能使通篇精神洋溢，气象外耀，故横被又为书法作品的传统装演形式之一。宋代赵希鹄《洞天清录集》载：“古画多直幅，至有画身长八尺者，双幅亦然，横披始于米氏父子，非古制也。”在装潢制上，横披非最古形式，而在收藏时便于卷紧而不折伤画面，即在左右耳背后作两个半圆杆，在卷起时可对合而成圆杆，称为“月牙杆”、“互合杆”、“和合杆。”（2）轴、屏条直幅、方幅书画，装成轴幅，始于何时未详。敦煌石窟发现的佛像，有唐代的“帧子”，可算是现存最早的轴幅。轴起先是来自屏障上拆下来的单片改装，相传为后世立轴的形制，实为屏风上揭下来改徒的绘画遗风。米芾《画史》：“知音求者只作横挂三尺轴，惟宝晋斋中悬双幅成对，长不过三尺。”书中谈到挂轴的种种方式。轴幅不长。想来宋代尚席地而坐，房屋不高，故轴亦不长，存世宋代画轴尚多，书轴则仅见南宋吴据书诗一幅。所见元代至明初的书轴也还不少，到明中叶以来，书轴才渐渐多起来。在屏障上拆下来的单片（大都是宋代的），当然可以改装。因绢的门面较狭的关系，有的拆下来后分散了，所以现在看到的有五代、宋代的绢轴，往往有狭长幅式（阔度50厘米左右）而画意不全的。如巨然《溪山兰老图》，上边注有“巨五”二字，意即巨然画的第五幅；郭熙《幽谷图》等，也是失群的屏障中的一部分。大凡称轴的，装潢时加出轴头，屏对则是平轴，以此为别。中国住宅的厅堂斋室，深堂奥壁，光线过暗，放需要悬挂装裱立轴字画，概称挂轴，以增加室内光线及艺术效果，使居者有明朗清静之感。书画装潢，规格大小尺寸皆有定式，即根据建筑尺寸而定。明清好高楼大厦，故挂轴长阔与宋代有异，或长至八尺者。展望现在与将来居室，要皆小而精，挂轴装裱，宜渐晚清的纨扇有用金绢的，又有中界扇骨面使书画分为两半的，这倒是那时候的特色。“折扇”又名倭扇，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高丽国》：“彼使人每至中国，或用折叠扇为私物…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至南宋时设铺自制，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记临安有“周家折楪扇铺”。据刘廷机《在园杂志》和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明永乐年间，成祖喜折扇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天。今（万历、崇侦）则流行最广，而团扇几废矣。”“至于挥洒名人翰墨，则始于成化间。近有作伪者，乃取国初名公手迹入扇，可晒也。”作画者大多为苏州的一些画家如吴宽、李应祯、沈周等人，以后才普及到各地的书画家中。但明代宫廷供奉如林良、吕纪、王谔等人的绘画，始终未见于折扇中，什么原因难考。折扇有九方、十二方、十六方以至二十方以上的，分方越多则越易折痕损断。又偶见有无折痕的扇形裱页，那不是从扇骨上拆下来而是剪成扇的形式专为装册之用的。折扇制成必用金笺或云母筹，取其板硬。此两种笺纸又必须极熟而光滑，故难以留笔吸墨，金笺尤甚。这个特点又影响到书画家笔墨上的特征。鉴别真伪时必须加以注意，否则就会看朱成碧，以真为伪。（5）对联对联又称对子、门联、楹联，是文学艺术、书法艺术中应用得最为广泛的一种传统形式。它始于五代，盛于明清。秦汉以前就有用桃符来镇鬼驱邪的风俗。桃符本来只是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后汉书•礼仪志》说：“以挑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止恶气。”开始在桃木板上画神荼、郁垒两个神像为符，《山海经》也有记载。到了五代，关于孟昶题桃符板事，《宋史•西蜀孟氏世家》、张唐英的《蜀梼杌》、黄修复的《茅亭客话》等都有记载。如《蜀梼杌》说：蜀未归之前，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任书号长春。”后蜀平，朝廷以吕余庆知成都，而长春乃太祖诞节名也。这即是对联起源的故实。又据《宋代楹联辑要》载：孟昶花园中有百花潭，孟昶的兵部尚书王瑶曾题下两句：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这恐怕是最早的园林题景对联了。对联的主要特征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上联尾字为反，下联尾字为平。如果从对仗来追溯它的渊源，就更远。秦汉瓦当中刻有“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对语很多。诗歌中的对偶在《诗经》中俯拾即是，如“山有扶苏，隰有荷花”，“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等。对仗在汉及魏晋南北朝赋中也可见到。不过真正讲究字、词、句以及平仄声的对仗，还要等到唐代律诗的兴起，而且我们还可以随便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都是些成对的名句。因此，笔者认为对联产生于唐以后的五代，是符合文学发展史实的。后来到每年春节前夕的时候，人们总要用新桃符替换下旧桃符。王安石的“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挑换旧符”说的即是此事。至于在桃符上题对子，则是自西蜀孟昶之后而盛行于宋代的。那时候也叫“春贴子”，如《墨庄漫录》载苏东坡在黄州时，曾为王文甫戏题桃符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赵庚夫岁除即事诗说：“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再后来，又逐渐用纸代替了桃木板，这已经是春联或门对的开始了。对联用于祝寿和挽联，宋代亦有记载。如孙奕《示儿篇》提到：“黄耕瘦夫人三月十四日生，吴叔经为作寿联：‘天边将满一轮月，世上还钟百岁人。”’《石林燕语》提到：“韩康公得解，过省、殿试，皆第三人，后作为相四迁，皆在熙宁中，苏子瞻挽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人熙宁四辅中。”’将对联题于书斋或寺庙等处，也见于宋代的记载，像真德秀为浦城粤山学易斋题联：“坐着吴粤两山色，默契羲文千古心。”苏东坡为广州真武庙题联：“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文学作品中的对子，最早也出现在宋代的话本中。如《京本通俗小说》里《碾玉观音》，写崔宁吃了酒，正是：“三杯莲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又如《大宋宣和遗事》、《清平山堂话本》等书中，也都用了不少对子。宋代还有“灯联”的记载，《楹联三话》引《隐居通议》说：“贾似道镇淮扬日，上元张灯，客有摘古句作灯联者日：‘天下三分明月夜；扬州十里小红楼’，众称其切。”此外如集联，就是摘取诗、词、文中的句子凑成对子也起源于宋代，大文家王安石就颇擅长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