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间一粥尚经营，刻画论钱为惜生。安得化身千万亿，家家堂上挂丹青。」──〈客有写画求减值者，作此书于寄萍堂上〉齐白石是以卖画为生的艺术家，特别定居在北京后，家乡的田产留给了老妻春君和她生的孩子，他在北京的生活──他和副室宝珠及宝珠生的孩子，只能靠卖画卖印维持。白石不经商，也不倒卖字画，初到北京的十年也不兼职教书，一切开支只能求助于卖印卖画。1962年前，他的父母在世，经济上仍要奉养老亲，在齐白石眼里，北京和湘潭两房妻子儿女是一个家，他必须兼顾两地，供应两地孩子的衣食、读书、任务、治病和行旅之用，负担是很重的。

从做木匠的时候起，齐白石就靠手艺吃饭，所以他卖画卖印从不耻于要钱。迄今所知，白石最早的润格是1902年樊樊山给他定的篆刻润例：「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这张润格在远游十年中一直使用。再往后是吴昌硕为他定的润格：四尺12元，五尺18元，六尺24元，八尺30元，册页摺扇每件6元。

定居北京后，齐白石多自定润格，在他客厅里，长期挂着1920年写的一张告白：「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同年还有一张告白：「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10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20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庚申正月除十日。」齐白石卖画卖印，从不讲情面，除极个别亲友外，不论是谁，都要照价付酬，不能赊，不能减。他托人办事，或受人以惠，大多以送画为报，他把这视为人情与物值的交换，如果他感觉不合算，下次就不进行这类交换了。如1935年夏，周维善通过王森然赠白石画像，白石以一画相报；后王森然又领郑景康为白石拍照，并将所拍12张照片相赠，白石又报以画，但不久，白石在客厅挂了一张告白，说双方不合算，以后再有人照像画像一概不应酬。

齐白石有时请别人（如樊樊山、林纾等）写序文、题辞或纪念文章，也都依照对方的润例付酬，所谓「好朋友，明算帐」，一点也不含糊。

齐白石刻印、卖画的润格并不很高，尤其是20年代初，比一般北京画家（如陈半丁等）还要低一些，二尺的扇面，只收二元，生活很是窘迫。自1922年他的画在日本卖大价（花卉一幅100元，山水一幅250元）以后，情况逐渐优化。1926年买跨车胡同的套院，是这种好转的标志。他刻了一方茶碗大的印〈故乡无此好天恩〉，意思说北京比家乡更好的卖画环境。到1931年他自写了〈齐白石卖画及篆刻规例〉，明示：「画刻日不暇给，病倦交加，故将润格增加。」增加后的润格是：「花卉：条幅二尺10元，三尺15元，四尺20元（以上一尺宽），五尺30元，六尺45元，八尺72元（以上整纸对开）。中堂幅加倍，横幅不画。册页：八寸内每页六元，一尺内八元。扇面：宽二尺者10元，一尺五寸内八元……凡画不题跋，题上款加10元。刻印：每字四元，名印与号印一白一朱，余印不刻。朱文字以三分、四分大为度，字小不刻……石侧刻题跋及年月，每十字加四元，刻上款加10元。」

1931年，齐白石的艺术已经进入盛期，作品水准有了质的飞跃，提高润格理所当然，但提高了画价，并不比相应的北京画家高。同是1931年的润格，萧谦中屏堂每方尺12元（比白石高一倍），扇面每件14元（高出齐白石约4元）。周养庵三尺以内条幅16元，四尺以内20元（略高出白石），扇面、册页每件6元（与白石相同或略低）。秦仲文堂幅八尺56元（低白石16元），六尺40元（低白石5元），四尺16元（低白石4元）。萧、周年龄比白石小，在当时名声略相近，秦是小辈。而白石只比秦高，而低于萧、周。当时齐白石的画几乎紧张，他把收入看得很重，对钱画交换的规矩把得很严，但在画价上却持低姿态，不知是什原因，但至少可以知道，他绝非唯利是图的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决不为钱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初到北京、还租住在法源寺时候，就写过这样一个告白：「余年来神倦，目力尤衰。作画刻印，只可任意为之，不敢应人示……。作画不为者：像不画，工细不画，着色不画，非其人不画，促迫不画。刻印不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偶然戏索者不刻。贪画者不归纸，贪印者不归石，明语奉告。濒生启。」

这段告白显示了齐白石孤傲不同流俗的一面，像「作画刻印只可任意为之」，「非其人不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等等，很有点像郑板桥一类很有个性，画要卖钱，但不丧失基本的自由，不能被人驱使；顾主选择他，他也要选择顾主。在前述1931年〈齐白石卖画及篆刻规例〉中，也有类似声明，如「用绵料之料半生宣纸，他纸板厚不画」，「指名图绘，久已拒绝」，「一石刻一字者不刻，金属玉属牙属不刻」等。诚然，为了挣钱，他有时也不得不迁就顾主，但正是靠了对艺术自由、个人志趣和独立人格的追求，才成就了他的杰出艺术。

〈卖画及篆刻规例〉声明说：「白求及短减润金，赊欠、退换、交换、诸君从此谅之，不必见面，恐触恶急。余不求人介绍，有必欲介绍者，勿望酬谢……无论何人，润金先收」。把这样严苛的字句写入润格，在历来润格文字中是少见的。拒绝「人介绍」是为了拒绝酬谢，而介绍者必为熟人，这样的不讲情面，在画界也不多见。这同时也表明，至迟在30年代初齐白石已不愁卖不了画，而愁求画者太多，他要加以控制了。好友王森然为人祝寿而求画，先付20元，按照「每二尺10元，加题上款10元」的规例，老人只画了一张二尺多的，并不因王森然是朋友而增加尺寸。王森然感叹说：「论交若余者，其规例尚不能破，其严格可知。然海内慕先生书画篆刻，辇金以求踵相接，目不暇给。」

卖画不论交情，卖画也能交朋友。齐白石因卖画卖印而交的朋友也不少，有时还引出一些令人感叹的故事来。初到北京时，因卖画而交的一个著名朋友是胡鄂公。胡鄂公（1874-1951年），湖北江陵人，号南湖，早年肄业于直隶高等农学堂，辛亥革命期间，曾先后任湖北军政府要职及鄂军水陆总指挥。后辞职北上，在天津组织北方革命学会，1913年任国会议员，又先后出任广东潮循道尹、湖北省政务厅长、北洋政府教育次长，20年代，创办过《今日》杂志，发起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胡氏喜收藏，常光顾古玩店，因卖画识齐白石并成为好友，白石〈己未杂记〉记：「当年7月1日为胡南湖画〈南湖庄屋图〉，7月15日为画〈不倒翁〉扇面。闰7月18日，画篱豆赠胡南湖，引出胡南湖〈报公以婢〉的故事，极大地改变了齐白石在北京的生活。8月17日，胡南湖在琉璃厂清秘阁以10元卖白石所画六小屏，并大为称赏，白石「感南湖知画」而作了郑重的题记。

除胡南湖之外，由卖画卖印而交的著名朋友，还有王森然、胡佩衡、王缵绪、须磨（日本驻华使节）、朱屺瞻、李宗仁等。王森然认识齐白石，是在1920年，那时他作为直隶高等师范的学生来京办事，在宣武门外东骡马市大街的一个地摊上看到一个老者卖画，用很低的钱卖了几张，那老者便是齐白石。后来王森然受重于蔡元培等，进入文化界，成为最早写文章介绍齐白石，并为他写评传的人，相交30多年。胡佩衡是金北楼的弟子，北京画家，并曾在琉璃厂开「豹文斋」画店，齐白石定居北京后，他就不断购卖白石作品，齐白石生平第一本画集《齐白石画册初集》（1928年）也是胡佩衡编的。胡佩衡本人的画与齐白石很不相同，但他对白石其人与画极为推崇，让其子胡师事齐白石，又与胡合写了《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一书。早在编《齐白石画册初集》时，胡佩衡就写道：「先生性爽直，喜任侠，有古烈士风，故见有不平之事，即义形于色。嘻！世之衰也，人唯利是图，假艺术之名为自肥者比比然也。先生心洁面傲，借挽颓风，求诸今人岂易多得哉！」

胡佩衡的评价使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齐白石卖画讲市场规则，但市场规则并不左右他的思想、个性和艺术。胡氏能画、懂画，又熟知艺术市场和收藏，齐白石与他的友谊，与买卖画有关，却又在艺术上真诚相知，这与不顾画只认钱、只管收入不顾友谊的画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朱屺瞻与齐白石的友谊始于1929年冬。朱在画展上看到齐白石画与印，又经徐悲鸿介绍而知齐白石，但他不愿借助于徐氏与白石的私交求取齐氏刻印，而是通过上海荣宝斋按白石润例代办。自此而后，他不断寄款求印，到1938年已有40余石，1944年增至60石，遂自称「六十白石印富翁」，继而作〈六十白石印轩图卷〉，并请白石题跋。白石跋曰：「人生于世不能主德立功，即雕虫小技亦可为。然欲为则易，工则难，识者尤难得也。予刻印60年，幸浮名扬于世，誉之者故多，未有如朱子屺瞻既以60白石印自呼为号，又以60白石印名其轩，自画其轩为图。良工心苦，竟成长卷，索予题记，欲使白石附此卷而传耶？白石虽天下多知人，何若朱君之厚我也？」

齐白石引朱屺瞻为「知己第五人」，全由购求印石的「厚我」、「知我」而来，却十数年「睽隔千里而未尝一面」。直至1946年齐白石到上海开画展，才有缘面叙。二人的友谊，以买卖印和共同的艺术趣味为基，缺一而不可得。

齐白石与王缵绪的交往，也始于王氏的求印购画。王缵绪（1887-1950年）四川西充人，字治圆，早年就学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先后任国民党革命军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等。约1931年，他托在京的友人请齐白石刻印，彼此通讯，王氏一再邀白石蜀游，说入蜀可挣丰厚润资，并赠他一侍女，以为他「磨墨理纸」，白石作〈梦游重庆〉诗，序曰：「王君治圆与余不相识，以书招游重庆，余诺之。忽因时变，未往。逐为万里神交。强自食言前约，故梦里独见荆州。」诗曰：「百尺红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

1932年7月，齐白石作〈山水十二屏〉赠王缵绪。这12屏精妙绝伦，堪称白石山水画的极品。在其中〈梦中蜀景〉一屏中，题了〈梦游重庆〉诗。王治圆所赠侍女名淑华，侍白石近一年，后送归家乡。

1933年，白石蜀游未成行，但让他的三子齐良琨到四川走了一趟，给王缵绪带去手拓印谱四册。1936年，白石终于带着宝珠和两个最小的孩子到四川游玩，在成都等地为王缵绪刻印又作画。但这次蜀游，白石并不高兴，因为王缵绪原答应给他3000元酬金，只给了400元。白石《蜀游杂记》写道：「半年光阴，曾许赠之3000元不与，可谓不成君子矣！」五年后，81岁的齐白石又在《蜀游杂记》末页题了两句话：「翻阅此日记簿，始愧虚走四川一回，无诗无画，恐后人见之笑倒也。故记数字，后知翁者，翁必有不乐之事，兴趣毫无以至此。」蜀游使白石老人对王缵绪这个「神交」有了认识，后来就不再往来了。白石口述自传谈及蜀游时，只说「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云云，连王氏的名字也没指明。不妨说，他和王缵绪的关系，由卖印卖画始，亦由卖画卖印而终，在卖画卖印的背后，可以看到齐白石对于伦理人格的价值要求。

抗战期间，齐白石厌于日伪人员的纠缠，对卖画卖印有所控制。1940年，曾在大门上贴出一张告白：「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告白：中外长官要买白石之画，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待。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不是不卖画，而是明言不愿意和日伪人员打交道。这样的告白，表现了白石老人的勇气和胆量。

齐白石卖画靠琉璃厂画店作仲介，他和这些画店的关系很好，这种关系的标志是讲信义，保持作品的质量，画价的合理与稳定。荣宝斋为齐白石售画最久也最多。他与荣宝斋等画店的交情非常好，长期在荣宝斋任务的白石孙女婿萨本介说：「荣宝斋和齐白石的联系有诸多因素，但决定性的因素是相互的质。」这个「质」是什么呢？他解释道：「每天清晨，白石老人起床洗漱之后，照例吃他的那碗普普通通的挂面（天天如此，常年不变）。吃完稍事休息，养养精神，就走到画案前，带上套袖，第一句话就要问，有没有荣宝斋的笔单？如果有，那么每天清晨老人的第一张画就是给荣宝斋画的。」

1946年，齐白石应中华全国美术会之邀到南京、上海办画展，带去的200多张画，全部卖出，回到北平，带回来的「法币」，一捆捆的数目倒也大有可观，等到拿出去买东西，连十袋面粉都买不到。通货膨胀以至如此，书画篆刻真是不值一钱了，但白石老人总还要卖画卖印。1947年5月，白石老人自书了一张润格：「一尺十万（册页作一尺，不足一尺作一尺），扇面中者十五万，大者二十万。粗虫小鸟一只六万，红色少用五千，多用一万。刻印：石小如指不刻，一字白文六万，朱文十万，每元加一角。丁亥五月十八日。」这「一尺十万」、「一字六万」，可真够吓人了！但「一个烧饼，卖10万元，一个最次的小面包，卖20万元，吃一顿饭馆，总千万元以上」，这样一比，还算贵吗？白石老人感叹说：「人们纷纷抢购实物，票子到手，立即就去换上东西…他们异想天开，把我的画，也当作货物一样，囤集起来。拿着一堆废纸似的金圆券，订我的画件，一订就是几十张几百张。我案头积纸如山，看着不免心惊肉跳。朋友跟我开玩笑，说看样子，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实则我耗了不少心血，费了不少腕力，换得的票子，有时一张还买不到几个烧饼，望九之年，哪有许多精神，弄来许多废纸，欺骗自己呢？只得叹一口气，挂出『暂停收件』的告白了。」

在20世纪画家中，齐白石不像王一亭、陈师曾、金城、吴湖帆那样有生活源，可以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艺术目标或自由的游戏笔墨，也不像某些以扒分、逐名为唯一目的，趋时迎合、卖掉才华、丧失艺术追求的「明星」。他兼取两者，获得了两方面的成功。齐白石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两条最重要，一是他没有膨胀的物质欲望，生活节俭，自足于温饱小康，有充分的精力与闲暇进行艺术探索；二是他始终保持着人格与创造的自由，用自己的艺术创造市场，而不是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当然，卖画卖印对齐白石的艺术也有负面作用，这主要是卖画数量过多，为了卖画之需，即便没有兴致也画，不想画的也画，不免出现气力疲乏、技巧不精和大量重复之作。在历代中国画家中，这种现象是很难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