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徐悲鸿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支援中国抗战，曾多次到南洋举办展览，募集资金。1941年徐悲鸿风尘仆仆地奔走于新、马各地，义卖作品。这一期间也是徐悲鸿创造力最旺盛的阶段，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徐悲鸿在这一时期主要住在槟城，下榻的地点在城内的南国旅社，南国旅社因为地点适中，条件较好，所以宾客如云。另据新加坡欧阳兴义对方家训的采访笔记，方氏时在旅社内当小书记，方回忆说徐悲鸿很和善，每天起得很早，洗脸刷牙后就开始画画。画完后就把残墨用来练字。徐悲鸿喜欢吃槟城的红豆沙，也爱吃火锅，乐此不疲。饭后徐悲鸿总是抢着付钱，总说：他刚卖了一幅画，当然由他请客。

另据新近欧阳兴义出版的《悲鸿在星洲》一书，也记载着徐悲鸿在南洋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恋情。

“在槟城期间，一位17岁的槟城少女闯进徐悲鸿的世界，而太平洋战争的炮火，轰毁了这段感情，留下只是无限的感慨。徐悲鸿来新马时，与蒋碧微的感情已经破裂，婚姻失败，不免有几许失落之感。虽说那时他的心灵有很强的寄托—一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开画展筹款—一但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心灵里除炽热的爱国之情外，还可以容纳男女之间的恋情。关心和爱护他的朋友，也觉得应该有个人作他的伴侣，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几位当年与徐悲鸿交往甚密的前辈说，徐悲鸿也有自己的考虑，他当时接到美国援华总会的邀请，要到美国举行画展，将卖画所得捐助中国人民抗战及赈济难民。徐悲鸿通晓法语，却不会讲英语，在美国有语言上的难题。因此，他十分需要一位通晓英语的人随行，充当他的私人秘书及翻译。

后来，有一位芳龄17的槟城少女经友人介绍给徐悲鸿，她自幼受英文教育，由于家庭成员会华文教育，也通晓华文，会讲华语，还会讲新马通行的闽南话。

认识了这位槟城小姐后，徐悲鸿曾在她的陪伴下到过许多地方，两人感情与日俱增，已到谈婚论嫁的地步。

几位受访者还说徐悲鸿有意娶这位槟城少女，然后在槟城安家落户。但后来战争爆发，全部计划打乱。当时，也有人劝过徐悲鸿，说两人年纪相距很大，结成夫妻是否妥当，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不过，这应算是徐大师在槟城留下的“一段情”吧。

这位曾经与徐悲鸿有过一段情的少女，后来嫁作商人妇，还一直住在槟城，现已是“祖母级”的老妇了。回首前尘梦一番，再也不愿跟人家提起这段“曲未终而人散”的旧情。

这段韵事还有后话，1959年5月蒋碧微从台湾到槟城与新加坡，在黄曼士家中住了约10天。据她回忆，当时黄曼士的太太曾经告诉她，徐悲鸿在槟城结识一位华侨小姐，徐先生和她订过婚，而且带到黄家，曼士夫妇都见过，那女孩子既平凡又不漂亮，所以黄太太力劝徐先生打消原定计划。蒋女士所言是否确实，现在恐怕很难印证了。”一些与徐悲鸿有深交的老辈提供了关于这段恋情的更多资料。

如韩山元的《悲鸿槟城逸事》、陈根基的《大马桂冠诗人穿针引线徐悲鸿按城结姻缘》，记录80多岁的马来西亚诗人、教育家孙少卿的回忆：“1941年悲鸿住在槟城南国旅社的时候，常爱吟诵王维的诗句：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根思。

孙少卿了解悲鸿当时感情婚姻破裂的心情，在堂嫂帮助下，安排了悲鸿与一位邓小姐相亲，见面时有孙少卿夫妇与邓小姐和她的母亲。

双方同意并很快地在槟城极乐寺以佛教仪式订婚，钟灵中学的文史教师管震民任证婚人，并主持订婚仪式，极乐寺住持志昆老和尚主持礼佛，为一对新人祝福，用的是素筵。参加仪式的有孙少卿、骆清泉和邓小姐父母，黄孟圭也从新加坡赶来。徐悲鸿以一枚价值不菲的钻石戒指作为信物，准备赴美画展后回槟城与邓小姐完婚。

悲鸿与邓小姐曾一起赴新加坡见过黄孟圭与黄曼士，悲鸿在槟城也曾在一天内画了三幅马，酬谢孙少卿、骆清泉与郑今村校长，又赠孙少卿两副对联：小艇适孤往，大名多说来。往事千古，吞吐大荒。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徐悲鸿回到中国，天隔一方，在桂林写信给骆清泉表示已不能回槟城，因此决定解除婚约。

邓小姐的父亲邓老伯则在日治时期，冒着生命危险将悲鸿的画箱藏于家中天花板上，仍希望悲鸿能回到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