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曾祖父:齐白石
“把这些小虾子画好也是不容易的!”
那是1953年的冬天。正下着大雪,我跟着二叔走进北京西城区跨车胡同5号的一个小四合院,在一个老看门人的引领下,来到坐北朝南的正房,怯生生地站到了一位白胡子老人面前。不用问,这就是曾祖父了!年已94岁的曾祖父,头上裹着一块黑布,半张着嘴,正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听到动静了,他才微微地睁开眼睛,问我:“你是谁家的崽?”“我是次生的崽。”第一次见这么老的曾祖父,我回答时心里有点紧张。“次生?”曾祖父两眼蓦然张大了,放出亮晶晶的光来,又问,“我们家那些梨树,桃树还在不在呀?”“在!”我实话实说。那些树都是曾祖父当年亲手种的。“那‘冬舰冈’的田还在不在呀”曾祖父年轻时做木匠挣钱,购置的那块名叫“冬舰冈”的6亩田,田间有一口井,井水清澈如镜,冬暖夏凉,甘冽沁人,据说直通几十公里外的浏阳河,从而使那6亩田肥沃滋润,种啥成啥,是村里人人眼馋的风水宝地。然而,解放后闹土改,由于我们家被划为“大地主”,“冬舰冈”早被分给别人了但是,按老家长辈们的叮嘱,我不得不向老人家也撒了个谎:“也在。”
“在就好呀”曾祖父欣慰地笑了,喃喃地说,“你们有田种,有活做,就不饿肚子了呀”我就在曾祖父北京的家住了下来。也许是由于我上过初中有文化的原因吧,曾祖父很喜欢我。他问我学过画没有我摇头说没有,他就教导我说:“你应该学画,你有那灵性,我能看出来呢你就跟我学画虾吧,把这些小虾子能画好也是不容易的”从此,曾祖父就耐心细致地教我画虾。很快地,我就记住了画一只虾要用39至40笔,画一只螃蟹22笔,并摸出了点门道。有一次,曾祖父对我说:“你叫作夫,再起个艺名叫亮夫吧”他见我点头应允了,很高兴,将一本荣宝斋画谱和他自己的画册送给了我。“如今是新社会,不兴这个”曾祖父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思维清晰,也很勤奋,每天都要作画。那时,前来求见、求教、求画的人也很多,真是络绎不绝。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身穿一件白背心,背心后面是中央美院一位姓王的教授画的一幅红梅。女大学生是专程为找曾祖父在画上题辞的。当时,曾祖父正要去看梅兰芳的戏,是梅兰芳派人来接的,车就在门外等着哩可那个倔强的女孩用两条胳膊把住门,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架势,说:“白老,您不题字,我就不放您走”曾祖父只好长叹口气,提笔在她背上的画上写了一首诗。那首诗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最后两句是:“九十老人狂大作,姣君身上来题诗。”给曾祖父家看门的是个老太监,据说侍候过慈禧太后。老太监倒是挺忠于职守的,但有一次惹恼了曾祖父,差点丢了饭碗。那年春节的前夕,湖南省委派了3位同志专程来北京探望曾祖父。他们敲开院门时,老太监就态度生冷,限人家只准呆20分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何况是故乡来人3位同志不但向一代宗师带来了三湘父老的美好祝福,还带来了曾祖父最爱吃的家乡特产:“生茹菌油”和“马丁鱼”。曾祖父跟3位同志聊得正热乎,那老太监不识相地进去,板着一张婆婆脸催促:“已经10分钟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进来赶人了,说:“20分钟到了”客人显得很尴尬,站起来要走,可曾祖父硬拦住他们,执意留客人吃饭。事后,曾祖父非常生气,让总理下令撤那个老太监的差曾祖父的几名工作人员都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选派的。老太监见状,跪在曾祖父面前自己扇自己耳光,又痛哭流涕,气得曾祖父说:“你快别折我寿了如今是新社会,不兴这样,我也不是太后、皇上。”老太监没被“上告”,又留了下来。他表面上再也不敢怠慢客人了,但倒卖了不少曾祖父的画。
“竹冲可是个好地方呀!”
曾祖父穷苦出身,年轻时靠做木工养家糊口,穷日子过惯了,因此,“抠门”得要命他的裤腰带里总藏着金子,腰下嘟嘟啦啦地挂了一大串钥匙。也就是说,家里的大小柜子都由他自己管。他生怕别人偷他的金子和钱,还有画。对自己作的画,他轻易不送给家人,生怕我们这些“不肖子孙”拿他的画出去卖钱胡花。然而,他防不胜防,上了我一次当。曾祖父最爱吃包子有天上午,我跑出去买了几个“人参包子”拿回来孝敬他。曾祖父高兴坏了,夸奖我道:“你真是有孝心呀”借他高兴之机,我可怜兮兮地哀求道:“老公公,您给我也画一幅画吧”“噢,你这是用包子换我的画呀”曾祖父嘴里这么说着,但还是当面给我画了一幅小虾。我千恩万谢地拿上画,转身就卖给了看门的老太监,挣了300块钱。至今一想起来,心里很是愧疚。我是1957年3月与胡爱国结婚的。那时,我22岁,她才17岁,还正上初中。爱国专程从老家来到北京,请曾祖父过目。曾祖父见了爱国,亲切地问:“家在哪儿呀”“竹冲。”一听“竹冲”,曾祖父两眼放光了,说:“竹冲可是个好地方呀”原来,他年轻做木工时,竹冲的胡家殷实富裕,又是书香门第,经常请他去做雕花家具。曾祖父的名声就是从竹冲响起的。因此,曾祖父念叨说:“亮夫,你这个堂客找好了呀”胡爱国在曾祖父家住了几天,返回老家时,曾祖父画了一幅虾和一幅荷花,作为贺礼送给重孙媳妇。可惜,这些画在“文革”中都被没收了哪怕在遥远的大西北,也没逃过劫难“文革”对我们齐家真是一场浩劫无论是北京的“北派”,还是湖南的“南派”,两大家族都受到了冲击齐姓子孙中名气越大的,受到的冲击也越大。北京我的一个叔公都五六十岁了,也被剃成了“阴阳头”游街示众。本来,我们一家先后从北京、湖南来到了遥远的大西北,几乎处在隐姓埋名的状态,“文革”中,从没学过画的父亲也因不堪批斗、凌辱,于1969年8月16日在石河子跳水自杀我是1957年5月和一批北京知青一道,赴大西北修筑兰新铁路的。从乌鲁木齐到博尔塔拉再到石河子,从铁路工人到农场干部,再到建筑工人,几十年风刀霜剑中,活儿再累,肚皮再饿,环境再恶劣,我都没有忘记曾祖父对我的希望,一有空就练习画画。偷偷地在地上画,沙子上画,用柴棒用指头画。1985年退休后,人也清闲了,生活环境也好了,画画就成了我生命的最后追求。曾祖父地下有知,也该欣慰了!
齐作夫,生于1935年农历六月十七,是白石老人“南派”长孙齐次生的儿子,排行老三。作夫出生在老家,直到18岁才随二叔齐金平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去寻找曾祖父。作夫尽管在北京只呆了4个年头,但他陪伴了白石老人人生最后的岁月,并深得曾祖父宠爱,学得画虾绝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