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鉴定中的“著录”
一、著录与鉴定
中国的书画作伪历史悠久,据文献考证,早在两晋265~420年以及南朝的刘宋420~479年期间就已经出现。东晋王羲之的书法举世所重,时人多有苦心搜求者,“雅所爱重,悬金招买,不计贵贱”虞和《论书表》。于是王氏之伪作应运而生,刘宋时期的虞和在其《论书表》中这样记载道:“作伪者以茅屋漏汁染变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有关书画做假的文献记载。由此推知,书画的鉴定活动亦当发轫于此。据《论书表》所载当时的收藏家有桓玄、刘毅、卢循素等人,文献记载虽无有关他们鉴定的相关记述,但虞和对于当时造假的描述却使得我们能够按迹寻踪,管窥一二。古代的书画鉴定多被看作是一门技术,注重经验,所谓的熟能生巧。明人张丑1577~1643年在他的《清河书画舫》中提出了如许几条,几可扩囊整个古书画鉴定的经验技巧,其文如下:“鉴赏书画要诀,古今不传之秘,大都由四,特为拈出。书法以筋骨为神,不当但求形似;画品以理趣为主,类可徒尚气色?此其一。夷考宣和、绍兴、明昌之睿赏,并及宝晋、鸥波、清闭之品题,举一例百,在今犹昔,此其二。只有千年纸,曾无千岁绢。收藏家轻重攸分,易求古净纸,难觅旧素绢,展玩时,真伪当辨,此其三。名流韵士,竟以仿效见奇,取圣通人,端在于此。俗子敝夫,专以临摹藏拙,遗讥有识,岂不有兹?此其四。是故善鉴者,毋为重命所骇,毋为秘藏所惑,毋为古纸所欺,毋为拓本所误,则于此道,称庶几矣。”在张丑看来,一向颇为神秘的书画鉴定之术无外乎以下四个方面:一要观览书画作品的“神韵理趣”,不可流于形式;二要考究作品上的收藏印章,看其是否流传有绪;三要详审作品的材质,注意材料的微妙变化;四要注意书画作品的临摹本,辨清临摹仿造。最后,张丑又给所谓的优秀鉴定家列出了四个“毋为”的标准,如若做到这些“毋为”,基本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善鉴者”了。上述方法被今天的学者概括为:“以风格辨识为主的综合判断”或者“系统的比较的方法”薛永年《20世纪古书画鉴定名家方法论》。在这个系统的鉴别方法中,考查被鉴作品是否流传有绪,就涉及到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作品之上的收藏印玺;其二是作品之上的题跋款识;其三是作品的相关著录。三者中收藏印玺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内容,它可以经久不变,题跋款识与之略同,唯独“著录”,变化尤多。如同一作品被不同的著录记录;著录的作者因其身份的不同而影响对所录作品的认识;著录中文字与作品之间的名物问题;因射利而妄作虚假著录等。何为“著录”呢?南朝范晔398~445年的《后汉书·张兴传》中有如下一段记载:“张兴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何谓“著录”?唐朝的章怀太子李贤?~684年,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所生,他在当太子期间,曾与张大安、刘纳言等人在梁代刘昭的基础上继续给《后汉书》作注,以注重训诂而著称。是注六年完成,其间不乏舛驳漏略之处在下作注曰:“著于籍录”,即记载、记录也。在历史学中特指以书名列入目录,例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等。具体到书画史而言,则是将书画作品列入目录,就书画鉴定来说,“著录”则泛指记载书画作品的著作了。
二、古代的著录中国的书画著录书目,以梁代的《太清楼书画目》和唐代的《贞观公私画史》最早,可惜前者早已失传,惟唐代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流传下来,被后人誉为“著录之祖”。是书作者裴孝源,初唐年间人,里贯未详,活动于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627~683年。曾宫中书舍人中书省的主要属官,中书省事务的实际主办人员,职权极为重要,是唐代文人士子所企慕的要职,它是跃上台省高官以至宰相的重要跳板、吏部员外郎六部之首吏部的属官和度支郎中户部四司之一,掌管财政和民政等职。毋庸置疑,裴孝源所居官位重要是他得到唐太宗弟弟汉王李元昌赏识的因由之一。按《贞观公私画史并序》载:“大唐汉王元昌,天植其才,心专物表。含运覃思,六法俱全;随物成形,万类无天。每燕时暇日,多与其流商榷精奥,以余耿尚,常赐讨论。遂命魏晋以来前贤遗迹,所存及品格高下,列为先后”,颂扬之中道出了该书的成因。鉴于《太清楼书画目》已佚,考证隋代以前古画名目,非是书莫属。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它:“是以赏鉴家之祖本矣。”这部作于贞观十三年639年的书画著录,记录了作者所见的曹魏以来名画298卷、壁画47所,内容关涉唐秘府及佛寺并私家所蓄。书中所记名画均详载其作者、画名、本别真迹或者摹本,并注明为何朝官本、件数、题识、款印、来源等情况。是书虽然历来被认为开创了中国书画著录之先河,如若与后世诸多著录相较,则明显缺少品评赏鉴这一内容,更遑论谈及实践性极强的书画鉴别活动了。传世的书画著录书目,无外乎以下三类:一是作者以著录自己家的书画藏品为主,兼顾曾经过目名迹。比较著名的有北宋米芾1051~1107年的《书史》和《画史》、明人文征明1470~1559年的《停云馆帖》、清代孙承泽1592~1676年的《庚子消夏录》、高士奇1645~1704年的《江村消夏录》、大藏家安岐1683年~﹖的《墨缘汇观》、清顾文彬1811~1889年的《过云楼书画记》、陆心源1834~1894年的《穰梨馆过眼录》、庞元济1864~1949年的《虚斋名画录》、吴湖帆1894~1968年的《梅景书屋书画目录》、张伯驹1898~1982年的《丛碧书画录》、张珩1915~1963年的《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郑振铎撰等。二是记述著者曾经过眼的书画作品,如唐人裴孝源的《贞观公私画史》、北宋米芾的《宝章待访录》、元人周密1232~1308年的《云烟过眼录》、汤厘约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画鉴》、明人朱存理1444~1513年的《珊瑚木难》、都穆1459~1525年的《寓意编》、文嘉1501~1583年的《钤山堂书画记》、詹景凤明代万历年间的《东图玄览》、张丑1577~1643年的《清河书画舫》、清初顾复明末清初的《平生壮观》、吴升的《大观录》、吴其贞的《书画记》、缪曰藻1682~1761年的四卷本《寓意编》、吴荣光1773~1843年的《辛丑消夏记》、张珩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等。这些著录书目的体例几无出《贞观公私画史》者,但对鉴定而言,收藏家的著录书目相对价值较大。过目者的著录书目大多以称赞真迹为主,很少对伪作或拙劣之作发表真知灼见,如元人周密宋末元初在其《云烟过眼录》中说:“边鸾五色葵花,花心皆突出,数蜂抱花心不去,活动精彩,真奇物也”,“郭熙松石二幅,粗甚,恐非”,“赵千里大双幅,画范蠡西施图,恐未真”等。收藏家所作的著录,其中的论述则比较凸显其行家功夫。宋代著名书画家兼鉴藏家米芾,在其《画史》中有一段有关书画材料的精赅之论:“绢素百片必好画,文制各有辨。长幅横卷,裂纹横也。横卷直卷,裂纹直,各随轴势裂也。直断不当一缕,岁久卷自两头苏开,断不相合,不作毛,掏则苏也,不可伪作。其伪者快刀直过,当缕两头,以旧生,作毛起,掏又坚韧也。湿染色栖缕间,干熏者烟臭,上深下浅,古纸素有一般古香也。”米芾从他本人的书画创作体会与鉴藏经验出发,对于书画的相关材质极为熟悉,行文中字字切入要害,几无玄虚之辞,更无隔靴搔痒之嫌。这种著述风格使得他的三部著作:《书史》、《画史》和《宝章待访录》成为后人学习古书画鉴藏知识的经典书目,影响深远。此等例子,在安岐的《墨缘汇观》、吴升的《大观录》等著作中都不难发现。第三种著录是官方著录,主要是宫廷收藏著录,《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完整地记载宫廷书画收藏的著录,在中国书画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该书成书于公元1119~1125年间,集录了北宋内府所藏魏晋以来书画名迹,其中《书谱》共二十卷,记录了197名书家小传和1240余件作品名目。《画谱》亦二十卷,记录魏晋画家231家,收录作品6396件。该著录刊行后,多有被人指责的地方,比如体例的舛驳漏略,记录的明显遗佚等,这都对以后的书画研究带来极大麻烦,较为明显的几个例子如下:所录作品不计流传顺序与款识;赫赫巨迹《千里江山图》的作者王希孟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竟无片言记录;画坛巨匠赵佶的作品亦无一录入等等。宫廷收藏的著录自北宋以降,南宋内府收藏却无著录存世,仅留下杨王休1135~1200年在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所作的一个宫廷收藏账目——《宋中兴馆阁储藏图画记》。嗣后,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也未能承继为宫廷所藏书画作著录的传统,然而出身汉族的朱明王朝却亦蹈袭元人轨辙,倒是满族的统治者于此贡献卓著。他们的内府藏品著录书籍比较系统完备,宫廷收藏记录无遗,留下了几部著名的著录书目,彪炳画史:《秘殿竹林》、《石渠宝笈》、《石渠宝笈、秘殿竹林续编》、《石渠宝笈、秘殿竹林三编》等。“秘殿竹林”,专录与释典道经相关的书画、石刻、木刻以及织绣等;“石渠宝笈”,则著录历代内府所藏书画。上述著录书籍记录详尽,内容宏富,直至今日仍具有实际效应。尤其是近年来,国外回流清宫旧藏书画逐渐浮出,北宋张先的《十咏图》、米芾的《研山铭》、隋人的《出师颂》等名迹的回归与顺利收购,这些著录功不可没。
三、当下的著录如若从第一部书画著录《贞观公私画史》算起,距今已逾1360年了,这其实就是中国书画著录的历史。自古以来,大概是由于“收藏”一词前的“书画”二字先天具有一种上品雅性。近两个世纪以来,书画的收藏和拍卖异常火暴,而且愈演愈烈,早已形成方春之象。于是,其生来所具有的先天雅性,也就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渐渐消却。传统的书画著录亦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一是形式多样:当下的书画著录完全迥异于古代的单一集录模式,不再仅仅局限于记述作品的作者、画名、本别真迹或者摹本,并注明为何朝官本、件数、题识、款印、来源等情况,而是图文并茂的图录成为主流。它包括以下几类:拍卖行的拍品图录、书画家个人作品图录、某一单位的集体图录、展览会的群体图录等。这些图录图片精美逼真,文字简明精炼,多记录作品的作者、名称、尺寸、创作时间等内容。二是看重出版者的综合声望:古代书画著录书目的地位多取决于著者的学术位望和社会身份,当下却比较看重出版者的学术和社会声望,如是否专业、是否历史悠久、是否具有社会影响力等。三是著录的学术水准逐渐削弱: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较为凸显,在经济利益作用下出版社有时也很难做到“甘从锋刃毙,莫夺坚贞志”,所作图录不乏鱼目混珠的现象。书画著录原本是一种蕴含着多重文化内容与价值的书籍。在其内容,溯源与开拓并存、历史和当下共生;在其价值,赏鉴与考订并举、得鱼与获筌共美。然而,市场经济的社会实态却使得这些丰赡内涵正在逐渐消却,如果没有如火如荼的书画市场,可能当下许多人很难去关注这些卷帙浩繁的书画著录。如今随着书画市场的日趋火暴,书画鉴定亦成热门,相信人们对于著录的关注会与日俱增。